一、历史沿革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简称“亚投行”（AIIB），是中国首倡的政府间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于2016年正式成立，总部设在北京。亚投行重点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宗旨为促进亚洲区域的建设互联互通化和经济一体化进程，并加强中国与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合作。成立之初，首批意向创始国21个，目前现有成员国105个，累计获批投资项目175个。首任行长为金立群，2020年再度当选，第二个任期从2021年1月16日开始。
（一）倡议背景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新兴大国经济崛起，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并逐步在全球治理中占据更为重要的地位，催生了对原有国际金融制度的改革。同时，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较为落后，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大。但许多亚洲国家的国力并不足以支撑如此大规模的投资，因此需要相关国际组织的助力。然而，世界银行（The World Bank）和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ADB）在基础设施领域的贷款比重较小，无法满足亚洲各国的实际需求。此外，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加强区域间协作，推进共同发展与繁荣就成为了调整经济结构，优化民生发展的必由之路。
（二）成立过程
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在先后出访东南亚时提出了筹建亚投行的倡议。2014年10月24日，包括中国、印度、新加坡等在内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的财长和授权代表在北京正式签署了《筹建亚投行备忘录》，共同决定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从2014年11月28日到2015年11月4日，先后召开了八次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首席谈判代表会议。2015年6月29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签署仪式在北京举行，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财长或授权代表出席了签署仪式。同年12月25日，1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初始认缴股本总额达到50.1%，满足《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的生效条件，标志着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式成立。
2016年1月16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正式开业，开业仪式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
（三）主要职能
1. 为履行其宗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具备以下职能：
2. 推动区域内发展领域的公共和私营资本投资，尤其是基础设施和其他生产性领域的发展；
3. 利用其可支配资金为本区域发展事业提供融资支持，包括能最有效支持本区域整体经济和谐发展的项目和规划，特别关注本区域欠发达成员的需求；
4. 鼓励私营资本参与投资有利于区域经济发展，尤其是基础设施和其他生产性领域发展的项目、企业和活动，并在无法以合理条件获取私营资本融资时，对私营投资进行补充；
5. 为强化这些职能开展的其他活动和提供的其他服务。
（四）治理结构
亚投行的治理结构包括三层：理事会、董事会和高管层。
1. 理事会为银行的最高权力机构，并可根据亚投行章程授权董事会和管理层一定的权力。每个成员均应在理事会中有自己的代表，并应任命一名理事和一名副理事。每个理事和副理事均受命于其所代表的成员。
2. 董事会负责指导银行的总体业务，董事应在经济与金融事务方面具有较强专业能力。董事会应由十二名成员组成，董事会成员不得兼任理事会成员，其中九名应由代表域内成员的理事选出；三名应由代表域外成员的理事选出。
3. 高管层包括行长及高级职员。行长是银行的法人代表，是银行的最高管理人员，应是域内成员国的国民。行长担任董事会主席，无投票权，仅在正反票数相等时拥有决定票；行长也可参加理事会会议，但无投票权。任职期间，行长不得兼任理事、董事或副理事、副董事。行长任期五年，可连选连任一次。
4. 董事会应按照公开、透明和择优的程序，根据行长推荐任命一名或多名副行长。副行长的任期、行使的权力及其在银行管理层中的职责可由董事会决定。在行长出缺或不能履行职责时，应由一名副行长行使行长的权力，履行行长的职责。
（五）分支机构
2021年4月29日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天津办公室交付启用，这是亚投行在北京总部之外设立的第一个分支机构，标志着亚投行北京总部以外设立的首个功能中心投入使用。
亚投行天津办公室选址滨海新区于家堡自贸试验片区，将为北京总部提供配套服务，支持业务连续性，兼具综合业务功能，支持员工培训、业务会议、数据存储、档案管理等功能。亚投行在天津设立办公室，将进一步推动与中国的全方位合作，不断丰富国际发展合作的理念和实践，同时也将推动亚投行的稳健运营。
（六）成立以来的五大成就
1. 全球成员增长迅速
亚投行于2016年开始运营，共有57个创始成员国（37个地区成员国和20个非地区成员国）。截至2022年5月，亚投行的成员国共计105个，分布于六大洲，数量仅次于世界银行。
2. 三大评级机构赋予最高信用评级
2017年以来，亚投行获得全球三大评级机构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的最高信用评级，前景稳定。亚投行良好的财务状况得到业界的认可，成功发行全球债券，拓展了亚投行在国际资本市场的业务。同时，通过发行本币债券和私募配售，扩大了亚投行的资金来源。
3. 取得联合国两机构常任观察员地位
2018年，亚投行获得联合国大会和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常任观察员地位。上述两个机构是联合国注重发展的主要机构。
4. 治理模式取得创新
亚投行为董事会从战略角度指导和监督管理层的工作创设了良好的环境。亚投行在借鉴已有国际金融机构标准体系之外，不断探索新的管理办法。亚投行的问责机制采用了创新的治理模式，将问责机制融入到工作的方方面面。亚投行的问责机制加强了董事会在追究责任和制定亚投行政策和战略方面的作用，以及董事会在开展亚投行业务方面的作用，包括在特定条件下授权项目。
这种创新型的治理模式下的监督机制符合透明、公开、独立和问责原则。使得亚投行得以在新冠疫情期间迅速应对各成员的迫切社会和经济需求，如更频繁地举行线上会议以促进项目和政策的审查和批准。
5. 各部门政策和战略获批实施
所有主要基础设施部门战略、股权投资战略、动员私人资本战略、非区域成员融资战略均已获批准并正在实施。亚投行各部门提出的政策、战略和优先事项都是2020年十年发展战略（2020-2030）的组成部分。
二、核心业务
（一）业务领域
亚投行于2020年制定了发展战略，明确了2030年的发展目标和策略方向，主题和焦点是面向未来的基础设施建设（Financing Infrastructure for Tomorrow，简称i4t）。亚投行将优先投资于基础设施和其他生产性部门，这些部门将通过面向未来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四个跨领域主题来发挥作用，包括绿色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与地区合作、技术赋能基础设施和调动私营资本。
i4t 反映了亚投行对可持续发展的坚定承诺：在环境层面，解决生态问题，如水和空气质量、生物多样性、污染和气候变化；在财务和经济层面，通过具有良好投资回报的项目促进经济增长，并提高生产力；在社会层面，提供包容性服务，特别是被排除在基础设施服务之外的人们。
1. 绿色基础设施
气候变化是本世纪最紧迫的全球挑战之一。为了大幅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适应气候变化，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走绿色发展路径。亚洲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地之一，亚洲必须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投资绿色基础设施，推动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根据亚投行的任务规定，亚投行将继续优先考虑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环境并致力于气候行动，帮助亚投行成员实现环境与发展的目标。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涵盖一系列投资领域，包括可再生能源、低碳公共交通、水资源管理、卫生和污染控制及生态系统服务等。亚投行的目标是到2025年将50%的融资总额用于气候融资。到 2030 年，预计亚投行批准的气候融资累计将达到 500 亿美元。
2020年，亚投行通过直接或间接投资于促进能源获取和能源安全的项目，帮助亚投行成员国转向更有利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能源组合，增加可再生能源的发电能力，并减少对化石燃料发电的依赖。例如，孟加拉输电网项目，提高了孟加拉首都达卡和西部地区输电网的稳定性和效率；阿曼太阳能项目，助力阿曼实现能源结构多样化，满足其经济发展、人口增长、重工业扩张等带来的日益增长的电力需求；印度太阳能项目将为印度增加250兆瓦的太阳能容量，相当于每年减少约519,776吨的二氧化碳排放。同时，亚投行在绿色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也涵盖绿色运输项目、城市可持续发展和宜居性提升项目、水资源和卫生设施可持续管理项目等。此外，亚投行也投资金融中介机构，通过这些中介机构间接投资于符合亚投行绿色投资资格标准和投资指南的子项目，调动私人机构资本，为新兴亚洲的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渠道。
2. 互联互通和地区合作
改善亚洲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状况，促进区域合作是亚投行的重要任务。互联互通对于加强各经济体之间的区域合作和促进经济增长来说至关重要。目前，亚洲各地的基础设施发展不均衡。2019年，亚投行行长金立群在亚投行第四届理事会年会上表示，“欧亚共享同一块广袤的大陆，虽然欧亚国家长期以来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在互联互通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亚投行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促进成员国之间和各地区之间的互联互通，其中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重中之重。“在基础设施建设中一定要注意环保，通过绿色的基础设施建设来促进经济增长。”
亚投行的目标是，到2030年，跨境互联互通项目占所有融资批准的25-30%。亚投行将有针对性地对交通、水资源、能源和数字网络等领域进行投资，加强亚洲经济体内部和亚洲经济体之间的联系，促进人员、货物、服务、资本和信息的流动。亚投行将优先考虑加快亚洲内部、亚洲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国内和跨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项目，支持能够补充跨境基础设施联通的项目，以促进各经济体间的贸易、投资、数字和金融的一体化。
此外，2020年6月30日，经亚投行董事会批准，亚投行正式担任多边开发融资合作中心（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Center for Development Finance，以下简称MCDF）基金托管方和MCDF项目的执行机构，并将组建秘书处支持MCDF日常运作。MCDF作为多边合作协调平台，通过促进信息分享，支持项目前期准备和能力建设，协调国际金融机构及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开展多边合作，支持高质量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通过参与MCDF，亚投行可以提高其准备互联互通投资项目的能力。
3. 调动私营资本
庞大的基础设施融资需求远远超过了政府财政能力和多边开发银行的资产负债能力，因此调动私人资本对于亚投行实现自身使命至关重要。目前，私人资本在亚洲基础设施中的参与度相当低。私人融资仍主要由银行业提供，而亚洲的大型机构投资者群体尚未开发。
尤其是在金融危机加剧和经济衰退期间，亚投行在增加私人和其他投资者对新兴市场基础设施以及与核心基础设施相关的生产部门的投资兴趣方面发挥重要的催化作用。亚投行的融资结构具有灵活性，包括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投资方式也具有多样性，包括贷款、担保或股权投资等。
作为金融机构，亚投行所拥有的资源主要来自于主权国家政府，但这并不能满足海量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因此亚投行需要吸收私营部门资本，参与基础设施投资。亚投行的目标是到2030年将50%的投资聚焦于私营部门的项目。
4. 技术赋能基础设施
目前基础设施领域已经出现了一些新技术，但其应用十分缓慢。亚投行作为一家成立于数字时代的金融机构，也在努力支持客户通过数字化手段和技术创新应用来改善其基础设施建设。亚投行希望能够支持以技术赋能的基础设施，不仅投资于硬件的基础设施实现互联互通，而且投资于数字平台、终端等软性基础设施，在整个项目生命周期中利用最佳技术，优化项目的质量、效率、生产力、韧性和可持续性，使得传统的基础设施能够更好的表现。以技术赋能的基础设施，不仅包括数字技术（例如人工智能、大数据、5G、物联网、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还包括其他工程、科学、商业和创新技术（例如电池存储、模块化结构、新型建筑材料、无人机、机器人、3D 打印）。新冠疫情无疑加速了全球向数字技术的转变，但也暴露出各国之间和国家内部的数字鸿沟。许多国家的城乡数字化差异很大，用户可能面临不完整或中断的服务。数字技术既是经济需求，也是社会需求。数字技术的创新与应用，将为基础设施建设效率的提升提供巨大动力。
5. 气候政策与投资
面对全球气候变化，基础设施建设也需具有气候适应能力，并支持《巴黎协定》的减排目标。亚洲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贡献地区之一，亚洲的可持续发展路径对于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至关重要。亚投行的成员和客户越来越关注气候变化影响和当地环境问题，这也加强了亚投行关注这一领域的必要性。
为体现对《巴黎协定》的承诺与支持，亚投行已经制定目标：确保到2025年将获批融资总额的50%用于气候领域。亚投行在2021年10月26日宣布，将在2023年7月1日前使其业务与《巴黎协定》的目标保持一致。预计到2030年，累计气候融资批准将达到500亿美元。
（二）业务类型
1. 业务情况概览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业务包括：由银行普通资本提供融资的普通业务；由银行特别基金提供融资的特别业务。两种业务可以同时为同一个项目或规划的不同部分提供融资。
银行的普通资本和特别基金在持有、使用、承诺、投资或作其他处置时，在任何时候、各个方面均须完全分离。银行的财务报表亦应将普通业务和特别业务分别列出。任何情况下银行普通资本都不得用以缴付或清偿由特别基金担负或承诺的特别业务或其他活动发生的支出、亏损或负债。普通业务直接发生的支出由普通资本列支；特别业务发生的支出由特别基金列支。其他任何支出的列支由银行另行决定。
2. 业务对象
(1) 银行可以向任何成员或其机构、单位或行政部门，或在成员的领土上经营的任何实体或企业，以及参与本区域经济发展的国际或区域性机构或实体提供融资。
(2) 在特殊情况下，银行可以向第（一）项以外的业务对象提供援助，前提是理事会依照第二十八条规定经超级多数投票通过：确认该援助符合银行的宗旨与职能以及银行成员的利益；明确可以向业务对象提供的本条第二款规定的融资支持类别。
3. 业务方式
银行可以下列方式开展业务：
(1) 直接贷款、联合融资或参与贷款；
(2) 参与机构或企业的股权资本投资；
(3) 作为直接或间接债务人，全部或部分地为用于经济发展的贷款提供担保；
(4) 根据特别基金的使用协定，配置特别基金的资源；
(5) 在符合银行宗旨和职能的情况下，银行可提供技术咨询、援助及其他类似形式的援助；
(6) 理事会依规定经特别多数投票通过决定的其他融资方式。
（三）项目情况总结
截至到2022年7月，亚投行共批准了182个项目，遍及33个经济体，投资总额超过358亿美元，并呈现如下特点：
投资地域方面，以域内投资为主，业务重点在亚洲，其中印度和孟加拉国是主要被投资对象。
投资行业方面，以能源、交通、城市发展为主。
投资对象方面，以主权担保贷款为主。
投资方式上，以联合投资为主。
（四）新冠肺炎危机恢复基金
1. 概览
亚投行设立了新冠肺炎危机恢复基金(COVID-19 Crisis Recovery Facility，简称CRF)，以支持亚投行的成员和客户缓解新冠肺炎危机带来的经济、金融和公共卫生压力。
CRF的初始期限为18个月，规模为50亿美元。由于客户的高需求，亚投行随后扩大CRF规模，至2022年4月达到130亿美元。在CRF下的130亿美元全部承诺、批准或计划后，亚投行将进一步增加CRF的融资总额至200亿美元，并将持续时间延长至2023年底。
CRF的适用对象为亚投行成员中所有因新冠肺炎危机而面临或即将面临的严重不利影响的公共和私营部门实体。
截至2022年2月，亚投行共批准了25个成员的46个CRF项目，总额达116亿美元：34亿美元（29%）用于公共卫生部门，其中17亿美元为疫苗融资；23亿美元（20%）用于资金与资产流动；59亿美元（51%）用于经济恢复和基于政策的融资。
2. 可考虑的CRF融资类型
CRF旨在灵活适应亚投行成员的各种紧急医疗保健和经济需求。对于在2022年2月24日之前进入CRF工作流程的项目，亚投行将考虑为卫生部门的直接需求（包括疫苗）、经济恢复和流动性限制提供资金。
对于在2022年2月24日之后进入CRF工作流程的项目，亚投行将考虑缩小与疫情应对措施相关的融资范围，具体如下：
i :为新冠肺炎疫苗和疗法的采购、分发和部署提供联合融资;
ii :为加强新冠肺炎危机应对、准备和恢复提供基于政策的融资；
Iii :为基本的新冠肺炎紧急医疗保健或紧急支出需求提供资金。
3. 可部署的CRF融资类型
CRF下的融资将适用亚投行的常规融资条款和风险标准。CRF可以使用任何现有的亚投行工具，但也会考虑其他合适的工具，包括：
(1) 主权担保的疫苗融资
此类融资包括两种形式，可以是亚投行与世界银行或亚洲开发银行的共同融资，也可以是亚投行与世界银行的结果规划贷款（PforR）和亚洲开发银行的结果导向贷款(RBL)的共同融资。世界银行的PforR和亚洲开发银行的RBL工具特别适用于为政府项目融资，主要是通过可验证项目结果的资金支付以及由大量较小支出组成的合格项目支付。
(2) 主权担保的政策性融资（PBF）
此类融资只有一种形式，即亚投行与世界银行或亚洲开发银行联合融资。亚投行将酌情考虑以世界银行的发展政策融资政策或亚洲开发银行的政策性融资政策代替亚投行的经营政策（包括亚投行的融资经营政策、环境和社会政策以及采购政策）。
（3）主权担保或非主权担保的紧急医疗保健或紧急支出需求融资
亚投行可以单独融资，也可以加入其他多边开发银行牵头的联合融资。
三、重要文件
（一）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
2015年06月29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签署仪式在北京举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是成立亚投行及其投入运营后所遵循的“基本大法”。2015年11月0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亚投行协议。2015年12月25日，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北京宣布，《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正式生效，标志着亚投行在法律意义上正式成立。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规定其宗旨是，“通过在基础设施及其他生产性领域的投资，促进亚洲经济可持续发展、创造财富并改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与其他多边和双边开发机构紧密合作，推进区域合作和伙伴关系，应对发展挑战。”为实现宗旨，银行应履行以下职能：“（1）促进本地区用于发展目的的公共和私人资本投资，特别是用于基础设施和其他生产部门的发展；（2）利用其所掌握的资源为本区域的这种发展提供资金，包括那些将最有效地促进整个区域的协调经济增长并特别考虑到本区域欠发达成员的需要的项目和方案；（3）鼓励私人投资于有助于本区域经济发展的项目、企业和活动，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和其他生产部门，并在无法以合理条件获得私人资本时补充私人投资；（4）开展其他活动并提供其他服务，以进一步发挥上述职能。”
协定还规定了成员资格、股本、投票权、业务运营、治理结构、决策机制、特豁待遇、生效条件等方面。亚投行协定是互利共赢的倡议，是对现有国际经济秩序的有益补充，亚投行将遵循公开、透明、高效的方式建立一个全新的多边开发机构。协定将按域内和域外划分其成员，随着成员国数量的逐步增加，每一个成员的股份比例都会相应下降，杜绝出现机构内的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
（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内部章程》
2016年1月16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开业仪式在北京举行，会议经《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以下简称《协定》）授权，正式通过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内部章程》（AIIB By-Laws）（以下简称《章程》），《章程》是对《协定》内容的补充完善，并据此进行解释，2017年12月19日，修订版《章程》正式发布。
若《章程》与《协定》的条款相冲突，则以《协定》为准，若《章程》与《协定》的规则和法规之间存在冲突，则以《章程》为准。
理事会可根据理事会议事规则，在会议上修改本章程，或不经会议直接表决。
《章程》主要包含年会、亚投行成员、财务事项以及理事会、行长、董事的任期规定等。具体来看，关于年度会议，《章程》明确理事会依据《协定》第二十四条规定应每年召开一次会议，会议地点应在银行总部之外的其他城市。年会结束，董事会应上交一份关于本年度亚投行运营和政策的年度报告，其中包含一份独立的关于亚投行信托基金或专项基金运营的报告。
至于财务方面，亚投行的财务年度自每年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在银行根据《协定》第六十条第二段第三点的规定开展业务的年度，财务年度应当从业务开展之日起至当年12月31日。银行账目至少每年根据工人会计准则审计一次，审计人员由董事会决定，参考行长的提议，选取国际上有名的独立外部审计员。在此次审计的基础上，董事会需即时向理事会提交包括总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在内的会计报表，供理事会批准。信托基金和专项基金则单独放入一份财务报表中。
（三）《亚洲基础设施融资报告》
《亚洲基础设施融资报告》（Asian Infrastructure Finance）是亚投行经济部的年度刊物。自2019年起，亚投行已经连续三年发布《亚洲基础设施融资报告》，报告由亚投行行长兼董事会主席金立群作前言。每份报告旨在深入讨论与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有关的关键议题，并提供亚洲基础设施市场的最新市场概况。该报告面向亚洲基础设施市场的政策制定者、研究人员和市场参与者。
2019年1月29日，亚投行在北京发布了首份融资报告，报告首先表示，亚洲基础设施融资正处于拐点，未来几年，企业、政府以及多边机构的运作方式将发生显著变化，亚洲基础设施融资急需稳定可持续的非政府资金来源。报告通过对重点宏观经济和政治趋势的研究，深入分析了这些趋势对亚洲基础设施非政府融资的影响。此外，报告以基础设施融资规模和成本以及道路建设成本两方面展开，论述了包括中国、巴基斯坦、俄罗斯在内的8个国家的市场状况和项目融资趋势。亚投行行长金立群表示，亚投行正努力使新兴市场认识到投资互联互通项目对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性。亚投行正加大力度，通过提供更多资本以及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数据和洞察力等，在经济增长放缓时期帮助推动所需的基础设施投资达到必要水平。
《2020年亚洲基础设施融资报告》对两个重点问题进行探讨。首先，它阐述了优质投资所需的条件，从而鼓励公私领域基础设施投资。其次，报告强调基础设施投资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促进生产率至关重要。报告表示，由于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气候变化和全球经济放缓，亚洲基础设施的民间交易总值下降了约10%。如果疫情得到控制，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将能有效推动经济增长，解决长期以来基础设施落后的问题。只有各国通力合作才能确保经济快速持续复苏，而关键在于基础设施发展。
最新的亚投行融资年度报告发布于2021年12月，报告对全球价值链参与和基础设施发展前景做出了最新研判。亚投行首席经济学家埃里克·伯格洛夫表示，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期。中国可以通过经济开放、参与全球供应链，为地区经济增长和繁荣做出巨大贡献。同时报告建议数字化进程、全球绿色价值链竞争以及包容性发展可以帮助各国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寻求更多发展机遇。
（四）《可持续发展债券影响力报告》
亚投行于2021年4月发布了可持续发展债券框架（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ond Framework）。框架总结了亚投行宗旨范围内的可持续融资活动政策、战略、流程和机制，为支持其成员达到《巴黎协定》而设立的国家自主贡献（NDCs），以及为帮助成员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下具体子目标的举措。
根据框架，亚投行发布了关于本行整体投资组合和项目成果的年度影响力报告，以反映本行融资的环境和社会效益。亚投行首份《可持续发展债券影响报告》（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onds Impact Report）涵盖了本行2016年至2020年五年来的运营情况。
这份报告的主要内容包括亚投行投资组合数量、优先事项和投资组合绩效。此外，报告还挑选了部分项目影响力案例，表明亚投行既致力于解决客户需求，同时在其遍布全球的成员中还拥有一定的影响力。
亚投行行长金立群在报告前言中表示：“《可持续发展债券影响报告》旨在表明亚投行切实力行地支持客户，建设以可持续发展、创新和互联互通为核心的‘面向未来的基础设施’”。
（五）新冠肺炎相关分析报告
2020年初，新冠肺炎爆发对全球经济造成了严重损害。虽然中国最初是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但自2020年2月下旬和3月以来，许多国家也一直面临严重的疫情影响和经济衰退。不论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新冠肺炎对基础设施发展和金融市场都将产生重大影响。
亚投行分析研究了新冠肺炎危机对基础设施投资和金融市场的潜在影响，帮助利益相关者确定发展路径，支持政府、金融机构和多边开发银行灵活应对并适应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且致力于推动合作与投资，助力合作伙伴渡过疫情危机，促进其成员的经济社会发展。
1. 经济影响
亚投行在2022年3月的一份报告中指出：COVID-19给全球价值链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致使因地缘政治和政策不确定性引发的艰难形势进一步恶化。虽然与上一年相比，2020年全球出口总额下降了约10%，但全球价值链出口下降了12%，表明全球价值链的参与率下降。由于疫情封控和社交距离措施导致工厂关闭，中国首当其冲受到了供应冲击。随着新冠肺炎在全球蔓延，供应链下游行业也受到了影响。
由于隔离措施和封控措施对不同行业产生了不同的影响，需求冲击更加多样化。例如，远程工作和健康压力导致信息和通信产品，电子产品，药品，医疗设备和在线服务的需求激增。相比之下，对需要线下互动的行业的需求急剧下降，如航空公司，旅游业，酒店和餐馆。
最后报告发现COVID-19对全球价值链的参与产生了不利影响，与发达经济体相比，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影响更为突出。与第一、三产业相比，制造业受到的影响更大。处于价值链下游、出口依赖其他国家投入的国家也比生产中间产品的国家受到的打击更大。
2020年疫情爆发初期，亚投行观察分析了数字技术的发展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首先数字红利的范围仍然有限，其次各国国内仍然存在数字鸿沟，最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仍有数万亿美元的投资缺口。
为了了解旅游业萧条的影响，亚投行重点研究了旅游业对GDP贡献度达到4%及以上的40个经济体的影响并提出对策建议。根据这份报告，马尔代夫、安提瓜和巴布达以及圣卢西亚等小岛屿经济体预计将受到最严重的打击，这些经济体应该把重点放在如何重新开放和促进旅游业，同时适应新常态。卫生医疗措施对全球经济复苏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投资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可以促进旅游相关的部门能够重新安全开业。
2. 基础设施影响
疫情对全球基础设施建设也毋庸置疑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亚投行不仅分析了近年的基础设施外商直接投资趋势，还通过跟踪24家积极参与亚洲基础设施项目的主要工程、采购和施工（EPC）承包商的最新数据，深入了解基础设施建设状况和COVID-19对基础设施发展的潜在影响。亚投行指出，基础设施行业仍面临不确定性。病例增多和疫情封控等可能导致全球经济进一步放缓。在经济长期低迷的情况下，EPC承包商可能会面临更多问题，表现为合同取消和流动性紧缩等。总之，随着管道基础设施项目发展强劲，大多数亚洲市场项目已经恢复，基础设施建设有回升的迹象。基础设施EPC公司也处于相对强势的地位：股价回升，收入强劲，财务状况良好，集资能力强。但未来仍然有着极大的不确定性，需要保持警惕。
航空运输业也是受COVID-19影响最严重的部门之一。一份来自亚投行的报告表示，虽然一些机场基础设施项目会继续开展，但鉴于巨大的融资需求和未来盈利能力的不确定性上升，航空业或将需要数年时间才能恢复。截至2020年3月，已知的机场建设项目（预融资和融资）包括处于构思阶段到正在融资的项目，高达1220亿美元。该报告对其中59个机场基础设施项目进行深入研究，这些项目主要集中在亚太地区和欧洲，其中五个大型项目占总投资额的50%以上，有31个项目位于评级低于或有可能滑落到投资级以下的国家。根据这些标准，亚投行估计，在主权评级较差的国家，价值高达200亿美元的项目可能面临潜在的融资困难。
亚投行除研究基础设施与投资、经济发展之间的紧密联系之外，更是从人权角度，对性别平等、卫生安全和基础设施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分析。2000年代末埃博拉疫情和全球金融危机表明，在经济动荡时期，性别不平等现象会扩大。亚投行2020年的一份报告从性别平等的角度研究了基础设施（公路、铁路运输、航空运输、海运、和水利基础设施等）与卫生安全之间的相关性，并表明在性别平等程度较高的国家，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有利于改善卫生安全。因此，投资有利于两性平等的基础设施似乎对两性平等和可持续健康至关重要。
四、伙伴关系
（一）与各成员国
亚投行成立之初，创始成员国共57个。截至今年，亚投行成员已增长到105个，遍布全球。英、法、德等西方发达国家也打消顾虑相继加入，这种爆发式增长在多边开发机构中相当少见。
当前，亚投行域内前五大出资国为：中国、印度、俄罗斯、韩国和澳大利亚。其中中国的出资金额为297.8亿美元，占比30.72%，投票权比重为26.58%；印度的出资金额为83.67亿美元，占比8.63%，投票权比重为7.60%；俄罗斯的出资金额为65.36亿美元，占比6.74%，投票权比重为5.97%；韩国的出资金额为37.39亿美元，占比3.86%，投票权比重为3.50%；澳大利亚的出资金额为36.91亿美元，占比3.80%，投票权比重为3.46%。
域外前五大出资国为：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其中德国的出资金额为44.84亿美元，占比4.63%，投票权比重为4.16%；法国的出资金额为33.75亿美元，占比3.49%，投票权为3.18%；英国的出资金额为30.55亿美元，占比3.15%，投票权比重为2.89%；意大利的出资金额为25.72亿美元，占比2.65%，投票权比重为2.46%；西班牙的出资金额为17.62亿美元，占比为1.82%，投票权比重为1.75%。
1. 亚投行与中国
中国是亚投行的最早倡议国，也是亚投行最大的股东，在亚投行筹建及运行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由此引发部分国家的质疑，认为亚投行是专供中国的“提款机”。
然而，中国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亚投行绝非“中国的银行”。作为认缴股本最多的国家，中国政府仅占有亚投行26.06%的投票权，投资的最终权利，被分享给了所有的参与者。在人员构成方面，亚投行的5位副行长分别来自英国、德国、印度、韩国和印尼，在现有的150人左右的员工队伍中，中方工作人员仅占25%，其他雇员来自世界30多个国家和地区。亚投行的运营、管理规则，让全世界人民真实感受到了中国人的诚意。实践表明中国政府言必行、行必果，通过董事会发挥大股东应有作用，严格按国际准则来处理与亚投行有关的事务，由各成员协商决定其规章制度和运作。
中国也并未借筹建亚投行之机将人民币作为亚投行的主导货币，而是采用“美元首选，货币兼容，本币拓展”的国际通行规则。事实上，中国政府在亚投行成立初期并未从亚投行大量贷款。在亚投行成立的前三年中，中国仅获批了北京“煤改气”一个投资项目，其目的是为了应对气候变化，改善北京地区空气质量。截至目前，在亚投行获批的213个项目当中，中国作为最大的出资国仅获批13个项目。这是中国积极承担全球发展责任的体现，也正是中国的巨大贡献才确保亚投行能够顺利运行。
2.亚投行与印度
2014年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的财长和授权代表在北京正式签署《筹建亚投行备忘录》 。印度是唯一一个在人民大会堂参与签字的大型经济体。
自2017年起，亚投行就与印度紧密合作，开展了众多基础设施建设与绿色发展项目。
印度输电项目
2017年10月，亚开行和亚投行联合为印度输电项目提供1.5亿美元，帮助印度进一步发展清洁能源。该项目投资总额约为3.035亿美元，其中亚开行提供5000万美元贷款，亚投行提供1美元贷款，印度国家电网公司负责完成其余部分融资。获得融资的输电项目用于连接亚开行融资的绿色能源走廊和电网强化项目。
班加罗尔地铁计划第六线发展工程项目
2017年12月，亚投行批准3.35亿美元贷款，用于印度城市班加罗尔修建地铁。班加罗尔地铁R6线预计总成本达17.85亿美元，包括发展全长22公里的新路线，兴建18个新车站。该项目由欧投行牵头融资，出资额5亿欧元。作为亚投行首次涉足地铁领域项目，该项目还是亚投行首次与欧洲投资银行联合融资的项目。
安得拉邦道路项目
2018年10月，亚投行批准4.55亿美元印度安得拉邦道路项目。该项目旨在建设、升级安得拉邦的道路网络，路网全长约6000公里，连接3300多个乡村居民点。
安得拉邦供水管道项目
2018年12月，亚投行批准印度安得拉邦的贷款项目，贷款额约4亿美元，用于管道供水工程，为安得拉邦提供可持续的安全饮用水。该项目是印度饮水和清洁工程改造的一部分，预计将使当地330万人受益。
（二）与各发展银行
亚投行十分重视与国际多边开发机构开展合作，将“与其他多边和双边开发机构紧密合作，推进区域合作和伙伴关系，应对发展挑战”列入协定宗旨。
1. 联合融资框架协议
2016年4月13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金立群13日在华盛顿与世界银行行长金墉签署了首份联合融资框架协议。
签署这份协议可以让这两个机构共同资助开发项目，标志着世行与新伙伴在应对世界巨大的基础设施需求方面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
2019年3月21日，亚投行与亚洲开发银行共同签署了主权业务联合融资框架协议，未来这两大多边金融机构将开展更多联合融资项目。这一协议将为两大机构未来联合融资的整体安排提供指导，包括就联合融资事宜定期举行会议。
2. 联合合作备忘录
截至目前，亚投行已与非洲开发银行、非洲发展基金、亚洲开发银行、欧亚开发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欧洲投资银行、欧洲稳定机制、美洲开发银行和美洲投资公司，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伊斯兰开发银行集团(IsDB Group)、新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集团等签订联合合作备忘录。
未来，亚投行还将继续践行多边主义，与更多的多边机构开展合作。
（二）与私营部门
亚投行等多边发展银行在鼓励更多私营部门投资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在高质量项目上与私营部门合作，为当地社区带来经济发展和社会福祉。亚投行行长金立群表示，“我们将致力于提供解决方案，让投资中国对私营部门更具吸引力。”
一直以来，亚投行致力于促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基础设施及其他生产设施的发展建设。去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亚投行还出资支持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设立100亿美元额度的新冠肺炎危机恢复基金，为受到疫情严重冲击的公共和私营部门机构提供快速融资。
亚投行资深经济学家程章斌表示，当前要务是在多边伙伴关系模式基础上，促进跨境联通，动员更多私营资本进入基础设施投资。亚投行希望在这一领域提供更多协助。
五、重大事件
（一）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扩大全球业务
2022年7月7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董事会已批准设立临时运营中心(以下简称“中心”)，这是亚投行首个海外办事处。亚投行已在33个成员国开展了181个项目，总金额达357亿美元。该中心有助于拉近亚投行与客户和业务前线的距离。
该中心的首选地点将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联酋）的阿布扎比，正式协议将在未来几周内敲定。该中心将为亚投行提供一个强大的平台，以有效监督其不断增长的投资组合项目，加强其在全球范围内的项目监测和实施服务。
（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与德国复兴信贷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加强区域合作
2022年10月17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与德国复兴信贷银行（KFW）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并与中国进出口银行（CEXIM）签署了另一份谅解备忘录，以加强合作关系，该谅解备忘录将为其成员国提供经济、社会和环境支持。
根据该谅解备忘录，AIIB和KFW将密切合作，促进与气候和可持续基础设施有关的联合倡议，重点是能源、交通和水以及城市和社会发展等战略部门，以便在亚洲和非洲的大部分地区实施。与CEXIM的协议将在帮助AIIB满足其成员的具体需求和承诺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三）第七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理事会年会开幕
2022年10月26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第七届理事会年会以视频方式举行。本届年会以“面向互联世界的可持续基础设施”为主题，重点讨论了基础设施对促进经济恢复、发展和互联互通的作用。
会议期间，各方高度评价亚投行过去一年业务运营取得的重要进展，肯定了亚投行在帮助成员应对多重危机挑战、恢复经济和促进发展方面所作出的卓越贡献，强调亚投行应继续深耕基础设施建设，打造自身比较优势，动员更多资金，提升项目质量和附加值，为各成员应对疫情和疫后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全球人类与地球能源联盟建立10亿美元投资伙伴关系
2022年11月8日，在第27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和全球人类与地球能源联盟（GEAPP）宣布建立战略投资伙伴关系，公共和私营部门的绿色能源转型和可再生能源项目融资调动多达10亿美元。
通过为电网可再生能源、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和能源转型领域共同感兴趣的项目和计划寻找共同融资的机会，AIIB和GEAPP将通过共同愿景进行合作，以应对亚洲及周边地区的能源转型挑战。这是继AIIB和GEAPP在过去一年中的广泛合作之后，亚投行首次与全球慈善基金会主导的倡议合作。
（五）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支持建设氢经济以支持发展中国家
在COP27会议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副行长康斯坦丁·利米托夫斯基表示支持创建绿色氢能环境、扩大创新融资工具和促进全球共同标准。利米托夫斯基表示：“得益于太阳能和风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快速推广，电力行业的去碳化成效显著，但是长途运输、工业和供暖等行业的去碳化仍然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在以成本效益生产绿色氢方面拥有巨大的潜力，支持发展中经济体建设氢经济将有助于其高效利用资源，深化与全球能源价值链的融合，并创造新的增长和就业引擎。
（六）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进一步促进具有气候适应性的基础设施投资
在COP27会议上，亚投行宣布加入气候适应性投资联盟（CCRI），促进双方的战略伙伴关系。与CCRI的合作将帮助亚投行深化其在气候风险管理方面的专业知识。亚投行承诺，到2025年，其实际批准的融资中至少有50%是气候融资，并预计到2030年，气候融资的投资将达到500亿美元。
此外，亚投行表示明年将发行其首笔气候复原力债券，该债券将在亚投行的可持续发展债券框架下发行，该框架明确概述了亚投行如何遵守其指导项目选择的环境和社会框架中规定的原则，以及如何帮助其成员履行在《巴黎协定》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下的承诺。
（七）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签署2亿美元转贷协议，促进图尔基耶的气候缓解和适应工作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和图尔基耶工业发展银行（TSKB)签署了一项2亿美元的转贷贷款，以帮助土耳其共和国根据《巴黎协定》实现缓和及适应气候变化的目标。
该项目旨在为合格的私营部门次级借款人提供流动性和长期资本；为网络、工业和建筑的可再生能源发电和能源效率改善方面的合格次级项目提供资金；通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创造能源节约的措施，为减缓气候变化做出贡献。该项目还将支持气候适应投资和新兴气候相关产业的发展。
（八）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进一步支持成员国的清洁能源解决方案
2022年11月22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董事会批准了亚投行能源行业战略的更新。根据更新的能源行业战略，亚投行将把能源投资的重点放在支持其成员实现长期气候目标和净零碳中和承诺方面，并加快向人人享有安全、负担得起和可持续能源供应的公正过渡。
根据更新的能源行业战略，亚投行对其成员的支持将遵循以下六项原则：
原则1: 提高能源可获得性和安全性
原则2: 支持向清洁能源系统过渡
原则3: 认识能源效率潜力
原则4: 管理当地和区域污染
原则5: 动员私人资本
原则6: 促进互联互通和区域合作
（九）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斥资2.5亿欧元支持埃及绿色公共交通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董事会已批准向埃及提供2.5亿欧元贷款，用于亚历山大-阿布基尔地铁项目。该项目旨在对现有的亚历山大-阿布基尔线进行升级和电气化，以增加亚历山大市高效、安全和低碳的公共交通。
该项目由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欧洲投资银行和法国开发署共同出资。亚投行的支持将有助于提高该项目筹备和实施的质量，特别是将抵御气候变化纳入项目设计。项目完工后，它将成为亚历山大第一条可持续的高容量地铁线。
该投资支持埃及在《巴黎协定》中做出的实现国家自主贡献的承诺。升级后的线路还将改善公共服务，显著提高容量和服务水平，以满足未来需求。
“该项目符合亚投行的企业战略和为未来基础设施融资的使命，并树立了通过绿色基础设施融资增强交通运输部门连通性的典范，”亚投行投资运营部（2区）副总裁康斯坦丁·诺布里斯基表示。“铁路线的升级和电气化将提高亚历山大的公共交通质量，实现从污染严重的道路交通方式到可持续的电动交通网络模式的转变，从而显著减少温室气体和空气污染物。”
（十）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支持埃及发展可再生能源和开展气候行动
在第27次缔约方会议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与埃及电力和可再生能源部、环境部和国际合作部签署了伙伴关系协议，共同支持埃及通过其主导的项目——粮食、水和能源关系(NWFE)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开展气候行动。
根据埃及国家气候变化战略，NWFE计划包括三大支柱——粮食、水和能源，总投资约为147亿美元。亚投行已承诺为实施NWFE做出贡献，预计到2028年,亚投行将动员至少100亿美元的投资，用于安装10GW的太阳能和风能。该倡议还包括到2025年共淘汰5GW的低效化石燃料产能，从而大幅减少天然气消耗和温室气体的排放。
“埃及是亚投行非常重要的一员，该国家连接着亚洲和非洲，”亚投行负责投资运营（2区）的副总裁康斯坦丁·诺布里斯基说，“我们很高兴通过加入埃及的粮食、水和能源关系倡议来加强对埃及的支持。亚投行已为埃及建造了超过10亿美元的管道，而NWFE合作伙伴关系为彼此加强合作提供了另一个机会。”
（十一）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绿色科技基础设施推出风险投资项目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不久将通过小型风险投资基金向早期公司提供稀缺资金，从而促进亚投行全体成员在绿色和技术驱动型基础设施方面的创新。此前，亚投行已经启动了绿色和技术驱动型基础设施风险投资计划，为其首个可持续基础设施风险投资计划筹集了1.3亿美元。尽管全球市场长期存在经济不确定性，但风险投资在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高加索、中亚、非洲和中东地区都表现出持续的强劲势头。通过这个非主权支持的融资项目，亚投行为期三年的自营风险投资项目旨在推动和支持亚投行成员的早期公司进行创新和采用创新技术。它还旨在创造新的商业模式，通过小规模的风险投资基金促进绿色和科技基础设施发展。
“这是亚投行自成立以来首次进入亚洲风险投资市场，”亚投行银行部（第一区）总干事李东益说，“风险投资领域的特点是交易速度快，平均票面金额较小，风险回报情况独特。风险投资项目将帮助亚投行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并通过与信誉良好、经验丰富的风险投资基金经理在地域上的合作，促进股权投资组合多样化。”亚投行的私募股权投资首席投资官Jea Young Huh补充说，风险投资计划采用了投资组合驱动的方法，通过多样化和严格的风险投资基金经理筛选来降低风险。“这样一来，亚投行在加速采用促进可持续基础设施的创新方面具有促进者和影响者的双重作用，”Huh还说道，“最初的目标投资组合包括大约12-15个风险投资基金，以此创建一个多样化的风险投资组合，从而扩展亚投行的任务和主题优先事项。”
因此，该风险投资项目既支持亚投行的“未来基础设施”任务，强调技术作为核心竞争优势，也支持亚投行企业战略中概述的“私人资本动员”专题优先事项。亚投行的环境和社会政策、环境和社会标准以及环境和社会排斥名单适用于本风险投资计划。对于每个风险投资基金来说，环境和社会管理系统都将与亚投行的环境和社会政策保持一致，该系统详细说明了对被投资公司的选择、评估、批准和监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