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陆亚东，美国迈阿密大学管理学教授、国际商务学会（AIB）院士、美国管理学会（AOM）院士、中山大学管理学院特聘教授。

编辑：李妍卓（“立学术”栏目编译员，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国际组织与国际交流专业21级硕士生）

审校：任泓博（“立学术”栏目编译员，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19级本科生）；高玉婷（“立学术”栏目编译员，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俄语专业19级本科生）

来源：Luo, Y.. (2022). Illusions of techno-nationalis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53(3), 550–567. https://doi.org/10.1057/s41267-021-00468-5

【期刊简介】

国际商业研究期刊(JIBS)是国际商业领域的顶级同行评审期刊，是国际商业学会(AIB)的官方出版物。JIBS发表的文章主要涵盖国际商业研究的八个子领域：(1)跨国企业的活动、战略和决策过程；(2)跨国企业与其他行为体之间的相互作用；(3)企业的跨境活动；(4)国际环境对企业行为的影响；(5)国际层面的组织形式（如战略联盟、兼并和收购）和活动（如企业家精神、知识竞争、公司治理）；(6)企业业务流程和组织行为的跨国比较研究；(7)工业4.0对跨国公司的治理、战略、结构和组织功能的深远影响；(8)可持续发展绩效指标对国际经营公司运作的影响。2021年该刊物的影响因子为11.103。

【文章导读】

当前的技术民族主义为国际商务带来了新的风险，放大了跨国企业所面临的波动性、不确定性与复杂性。这篇文章解释了技术民族主义的历时性演变、背后的理论逻辑、可能对跨国公司所造成的危害以及跨国公司应对危害所采取的策略。主要阐述以下几点：（1）新技术民族主义包含了地缘政治、经济、国家安全与意识形态等方面的考虑，因此比传统技术民族主义对国际商务的影响更加复杂，也更具破坏性；（2）新技术民族主义以现实主义为基础，将世界描绘为各国施以经济威压开展零和竞争，而不承认技术互联互通、资源互补、开放创新与正向竞合的重要性；（3）技术民族主义阻碍跨国公司，尤其是那些依赖全球技术供应链和目标国市场的跨国公司的发展；（4）跨国公司可以以防御或者进攻的方式应对技术民族主义，这取决于它们的风险暴露程度和管理风险的能力。

【内容概览】

文章关注技术民族主义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兴起的现象，认为当前的技术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新兴的地缘政治思维和行动，将技术能力与一国的国家安全和地缘政治利益直接联系起来，对特定的外国投资者或外国公司进行监管限制或制裁，加剧了去全球化和脱钩的发展趋势。文章将企业的市场和技术依赖定义为跨国公司面对技术民族主义冲击时的风险暴露程度。跨国公司作为研发和技术全球化的主要参与者，同时也是面对技术民族主义的风险承担者，应当及时关注该理念的动向。然而，在相互联系和创新驱动的世界里，对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采取保护主义的立场能否奏效？当下的技术民族主义与传统的技术民族主义有何不同?这对国际商业公司意味着什么?跨国企业又该如何应对?文章主要讨论这些亟待回答的问题。作者为技术民族主义提供了一个概念框架，解释了新形式与传统形式的区别，阐明了新理念的理论逻辑和可批判之处。文章认为，现实主义的政治逻辑构成了新技术民族主义的理论基础。

一、 技术民族主义：传统与当下

（一）传统的技术民族主义

传统的技术民族主义侧重利用技术作为推进民族主义议程的手段，加强国家认同。该观念认为一国的成功可以由该国创新、普及和利用技术的程度来定义。文章指出，“技术民族主义”一词最初是用来描述美国政府试图保护本国未来的技术突破不受制于他国（尤其是当时的日本）的努力和各种政策。之后，技术民族主义更多地被国家视作为发展信条，旨在加强国内产业的竞争力。因此，国家对技术的研发投入和外国直接投资在科技方面的流入是国家增长和繁荣的关键动力。传统的技术民族主义强调当局作为科学和技术领域的政策制定者所发挥的作用，将科技发展作为关键抓手，以提高并加强国家认同。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许多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开始欢迎外国直接投资（FDI），并意识到本土创新和技术进步的重要性。至今，这些政府经常务实地采取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混合政策，有意吸引高科技的FDI项目作为技术学习和追赶手段。作者将这种现象概括为“门户开放政策下的技术民族主义”。然而，当国内市场竞争加剧并且本土产业成熟时，政府便会加强对后进入外国投资者的技术转移要求。即便是发达经济体，国家通过使用从国外获得的技术也有助于提升本国的经济竞争力和创新水平。随着越来越多的技术跨越地理边界，各国不必重新发明技术。

（二）当下的技术民族主义

当下的技术民族主义受现实主义和相对收益思维的影响，将跨境技术交流与一国的国家安全直接联系起来，主张国家对来自其他国家的机会主义或敌对国家进行强有力的干预。该理念假设，世界进入大国竞争时代，大国彼此之间在意识形态价值观、政治制度和经济模式（自由资本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等方面显著不同。

实际上，当下的技术民族主义对世界局势有很多误解。首先，这一观点建立在零和博弈逻辑之上，限制竞争性合作。实际上，目前已基本形成相互关联的发展态势，国与国和跨国公司之间广泛存在着技术互补性。其次，新技术民族主义者认为新兴经济体只是技术的使用者，而非贡献者。然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的数据表明，中国在四类知识产权申请中都处于领先地位，超过美国、德国、日本和其他国家。同样，研究显示，反向创新(创新首先在新兴经济体采用，然后复制到世界其他地区)的数量也在增多。第三，许多新兴经济体的竞争力来自私营部门，技术民族主义政策对私营企业的伤害可能比国有企业更大。第四，新技术民族主义的支持者认为，跨国公司在转移技术时，目标国不会给予补偿。事实上，在外商独资的子公司内部，跨国公司对其部署、转移的技术拥有完全控制和所有权；在合资企业或联盟的形式下，外国投资者的技术转移同样受到很大的重视。此外，由于跨国公司相对于当地合作伙伴具有更强的议价能力，这些公司在决定其技术价格方面实际上占据主导地位。最后，新技术民族主义者低估了该理念对本国企业的附带损害和目标国的贸易报复。例如，特朗普式的技术民族主义对美国企业造成了附带损害：高通(Qualcomm)、博通(Broadcom)、英特尔(Intel)等公司，单单与华为便有数十亿美元的业务往来。

（三）技术民族主义的新旧对比

传统的技术民族主义拥抱全球化，将其视为当地经济升级和工业发展的手段；而今天的观念则谴责全球化，对某些部门或技术领域的技术流入和流入其他国家实施监管限制。例如，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负责甄别在美外国投资产生的国家安全风险，为技术民族主义下的新目标服务。第二个不同之处在于二者具有战略意图的差异：传统的技术民族主义追求本国产业的竞争力；而当下的技术民族主义旨在削弱或破坏竞争国的产业竞争力，具有一定的机会主义色彩。此外，传统的技术民族主义有空间限制或边界限制，这意味着国家主要在主权领土范围内制定经济政策。然而，新技术民族主义有时是域外的。例如，特朗普政府对华为实施了治外法权制裁，阻止该公司获得日本、欧洲和韩国公司制造的的芯片和半导体。

二、 跨国公司的技术和市场依赖

跨国公司面对技术民族主义的风险暴露程度和反应各不相同。这是由跨国公司对目标国的市场依赖程度和对目标国企业的技术依赖程度的差异所造成的。

市场耦合型跨国公司是指严重依赖外国市场、但技术耦合程度较低的跨国公司(例如，在中国经营的高通或美光，在印度经营的小米公司)。这些公司面临由中度风险，但其潜在损失的大小取决于市场对公司总收入的贡献占比。若其他国家或地区存在市场相似性，那么市场可替代性就会很高，从而降低跨国公司市场退出和转移成本。紧密耦合的跨国公司以高度的市场依赖和技术依赖为特征(如在中国经营的通用汽车或在欧洲经营的华为)，高度暴露于技术民族主义的威胁。对这些跨国公司来说，脱钩成本相当高。与紧密耦合的跨国公司相比，技术耦合的跨国公司较少受到新技术民族主义的影响，但仍有一定程度的风险。例如，西方公司在消费电子产品和家用电器方面的全球销售可能不依赖中国市场，但它们依赖中国成熟的技术、关键零部件供应链和制造网络。技术耦合跨国公司的实际搬迁成本将取决于它们依赖多少当地技术或部件，这些技术是否可从其他国家获得且成本可负担，以及这些技术与公司在同一东道国进行的其他价值链活动的耦合程度如何。最后，由于市场依赖性和技术依赖性都较低，未耦合的跨国公司受到技术民族主义的风险敞口最小。当本国政府只针对一个或极少数国家建立技术民族主义时，这种非耦合往往是可以实现的。但随着保护措施的扩大或受到对方的反制，即使松散耦合的跨国公司也可能受到不利影响，因为各种技术和组件的全球相互依赖。

简而言之，技术脱钩可能在短期内使一些公司受益，但是很难证明它对大多数国际企业具有长期积极作用，这也增加了管理全球供应链一体化的难度。新技术民族主义促使跨国公司拆分全球价值链，因而也需要不同的治理方式和风险管理举措。

（二）跨国公司的应对措施

防御方面，跨国公司可以专注于遵守新的监管规定；进攻方面，跨国公司可能会考虑以下行动：第一，实行国际或区域多样化的经营策略。出于对市场需求和地缘政治风险的考虑，跨国公司将采取行动使其全球制造网络多样化，全球价值链变得更加知识密集和更加区域集中；其次，跨国公司应优先考虑风险分析，保持供应链的端到端透明度和完整性，例如通过物联网或区块链，使商品和数字产品能够被实时追踪，同时遵守审查要求可能会日益重要；第三，跨国公司可以为全球标准和最佳技术实践的制定做出深刻贡献。这种参与似乎更有可能发生在那些预期这些标准会带来长期经济利益的高管身上；第四，跨国公司可以通过集体合作影响政府政策。公司应该评估，是通过行业协会协同工作，亦或是独立表达公司的具体关切最有效。最后，保护性政策使得跨国公司更难通过外国直接投资获得关键战略资产，限制了企业能力的发展。一种应对措施是将深度本地化和在东道国的隐形结合起来，这样就不会触发防御机制。另一种选择可以更具创业精神，包括弹性重组或业务重组，在不退出的情况下采取满足东道国监管要求的中间立场。

三、 结论

技术竞争是国家和企业之间更大战略竞争的一部分。但这种竞争并非是零和的。在当今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的商业世界中，国家开放、技术合作、科学和教育以及体制支持是这种竞争力的关键决定因素。过度和突然的技术民族主义措施阻碍了国际商业和全球经济，政客将企业拉进全球范围商业生态系统内粗糙的零和竞争是轻率和冲动的表现。政治现实主义哲学可能提供了这一思路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该理论将民族国家描述为最大化或应该最大化其权力的主要代理人。它还认为，一个民族国家只能以其他国家的利益为代价推进自己的利益。这一说法不符合主张跨境互联互通和协作的国际商务理论。

【译者评述】

本篇文章作者观点清晰，即批判当下的技术民族主义思潮，讨论跨国公司的发展前景和如何应对其带来的损害。作者认为在去全球化的背景下仍应该坚持开放创新。但本文对于新旧技术民族主义的划分没有看到二者之间的连续性。同时，技术民族主义作为民族主义的子集，本文没有很好地讨论现实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张力。整体而言，文章对于把握当下的大国竞争局势具有一定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