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劳伦斯·布罗兹（J. Lawrence Broz），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UCSD）政治学系教授；张志文（共同第一作者），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王高阳，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研究员、博士后

编辑：杜娟（“立学术”栏目编译员，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国际组织与国际交流专业22级硕士生）

审校：徐君畅（“立学术”栏目编译员，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国际组织与国际交流专业21级硕士生）

来源：Broz, J., Zhang, Z., & Wang, G. (2020). Explaining Foreign Support for China's Global Economic Leadership.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74(3), 417-452. doi:10.1017/S0020818320000120

【期刊简介】

《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创刊于1947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该刊为季刊，每期发表6-8篇文章，集中探讨外交政策、国际关系研究、安全政策、国际政治经济以及欧洲一体化等热点议题。根据科睿唯安（Clarivate Analytics）最新发布的期刊引用报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s），《国际组织》2018年影响因子为4.508，在SSCI收录的176本政治学类期刊和91本国际关系学类期刊中均排名第1，是国际关系领域的一流学术期刊，吸引来自全球各地的学者投稿。

【文章导读】

中国战略、中国意图在近年被广泛提及，但是很少有人关注为什么一些国家比其他国家更有兴趣追随中国的全球经济领导地位，因此，作者分析了其他国家追随中国全球经济领导地位可能性增加的因素。虽然其理论框架包含了中国以经济利益吸引追随者的传统论点，但本文关注的是对当前全球秩序的不满，这种不满会把国家推向崛起的新领导者。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对全球金融不稳定的不满是特别重要的推动因素。在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下简称IMF）项目期间经历过更多金融危机、更多变动的资本账户政策、更不稳定的投资组合资本外流和更多社会动荡的国家，比那些较少受到这些问题影响的国家的领导人更有可能支持中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但没有发现有任何证据表明，对全球治理的不满，或对美国歧视性贸易政策的不满，与外国对中国全球经济领导地位的支持有关。为了进行全球领导地位转变的测量，本文创新了一种行为衡量方法，即外国领导人（国家元首、内阁部长）出席和参加2017年5月14日至15日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作者认为，与其他可能的中国全球经济领导地位的国际支持的测量方式相比，领导人出席峰会有多方面优势。

【内容概览】

领导力需要追随者。作者分析了导致中国全球经济领导权的国际支持增加的因素。虽然传统的观点强调中国以经济利益吸引追随者，但这种观点忽略了外国对中国领导层的支持可能也源于对当前国际经济秩序的不满。本文分析全球领导地位转变的理论框架包含了两个因素：像中国这样的崛起的潜在领导力可以为吸引追随者带来经济利益；与此同时，对当前秩序及其领导层的不满可能会促使各国走向新领导人。相较于关于“拉力”的传统观点，作者更专注于识别和衡量“推力”。

一、 理论探讨

（一）对国际金融不稳定的不满

对国际金融不稳定的不满最为突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和IMF坚持要求各国取消对短期资本流动的控制，由此带来的金融动荡一直困扰着当前的秩序。本文研究了在当前秩序下经历了更多金融动荡的国家是否更有可能追随中国的全球经济领导地位。具体而言，文章评估了自1990年以来经历过更多金融危机、更加变动的资本账户政策和更具波动性的投资组合资本外流的国家领导人是否比受这些金融问题影响较小的国家领导人更有可能表现出对中国全球领导地位的支持。

（二）对IMF条件限制的不满

与上一点密切相关的金融不满涉及IMF条件限制（IMF conditionality）。当金融危机发生时，各国向IMF申请紧急贷款。但外国领导人对这些干预措施心怀怨恨，因为IMF在发放贷款之前强加了政治敏感的条件。作者调查在IMF项目下经历过更多国内社会动荡的国家是否更有可能追随中国的全球经济领导地位。

（三）对全球治理的不满

对IMF附加条件的不满又引发了对全球治理的不满。IMF在世界经济中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但新兴市场国家的领导人认为他们在该组织中的发言权太小，尤其是在限制条件和监督方面。本文研究在IMF中任职人数不足的国家的领导人是否更有可能追随中国的全球领导地位。

（四）对美国贸易政策的不满

虽然大多数不满涉及金融问题，但美国本身也因经常违反WTO的非歧视原则而在国际贸易中引发不满。一个国家对来自特定国家的特定产品施加贸易壁垒即为贸易歧视。当美国进行贸易歧视时，它会在受到歧视的国家中滋生怨恨。美国作为WTO涉及非歧视原则的投诉对象，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企及。为了考察美国的歧视性贸易政策是否将各国推向了中国，作者评估了那些因美国违反非歧视规则而在WTO对美国提出更多投诉的国家是否更有可能支持中国的全球经济领导地位。

二、 衡量方法

为了对国际支持程度进行编码，本文创新了一种新的行为衡量方法。作者认为，与其他衡量方法相比，领导人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有四个优势。首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涉及中国对全球领导力转型的理论关注。习近平主席是在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前夕宣布此次峰会的，他向世界宣布，中国准备承担特朗普和美国可能放弃的全球领导责任。第二，“一带一路”倡议（以下简称BRI）这个组织主题唤起了中国对全球经济领导力的不同于现有框架的独特愿景。第三，由于出席峰会需要付出高昂的行为代价，这比公开或私下表态支持中国领导权更有意义。第四，在峰会结束时，外国领导人与习近平主席签署了联合公报，概述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经济合作框架。

该峰会向所有国家开放，来自亚洲、欧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29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出席了会议。另外56个国家派出了内阁部长，而美国及其五个最亲密的盟友——加拿大、日本、墨西哥、摩洛哥和韩国派出了较低级别的官员。共计1200多名精英出席了会议，包括来自110个国家的官员、学者、企业家、金融机构和媒体组织的代表，以及来自60多个国际组织的代表。

与利用领导人的出访来衡量外交政策优先事项的研究相一致，本文将领导人参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作为衡量外国对中国全球经济领导地位的支持的标准。作者假设，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出席峰会，比内阁部长出席峰会传递了对中国领导地位的更强烈的支持信号，而不出席峰会或低级别官员出席峰会，则表明了对中国全球领导地位的矛盾或反对。

三、 研究结果

本文的研究结果支持了传统观点，即中国为追随其领导的国家提供经济利益。对中国基础设施融资、贸易和投资吸引力的指标都表明，追随者是被这些好处吸引的。然而，本文也发现，对当前秩序的不满正推动各国向中国靠拢。对国际金融不稳定的不满是最重要的因素。作者倾向于利用资本账户政策的可变性来考察每个国家在全球金融方面的经历。这个指标概念有清晰的说明性：经常改变资本流动监管的国家难以应对跨境资本流动和全球金融周期。本文的研究结果还表明，与IMF的条条框框相关的社会动荡与外国对中国全球经济领导地位的支持有关。那些在IMF项目期间经历了更多罢工、政府危机、反政府示威和骚乱的国家，比受这些问题影响较小的国家更有可能指望中国发挥领导作用。在外债管理和有条件贷款方面，中国强调不干预他国内政是其外交政策的核心价值，这意味着不参与政治敏感的内部干预。但中国承认一些“一带一路”项目存在债务可持续性问题，并表示愿意与IMF合作解决这一问题。2018年，IMF在北京主办的一次会议上，IMF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概述了一项合作，在该合作中，IMF将发挥其传统的监督作用，以确保“一带一路”项目的财政可持续性。随着这种合作的发展，中国将会向IMF外包多少监管权和条件限制权将是有趣的话题。

四、 作者解读

作者表示，这篇文章做出了两项贡献。首先，开发了一个研究全球领导权过渡的分析框架，该框架包含了追随者对当前全球经济秩序的不满，以及崛起的领导人为潜在追随者提供的经济利益。不满被称为“推动因素”，因为它们驱使追随者转向新的领导人，而经济利益则被认为是“拉动因素”。其次，基于国家元首出席2017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行为来衡量外国对中国全球经济领导力的支持程度。

作者在对中国全球领导地位的支持与对金融不稳定和IMF限制性条件的不满之间找到了联系，但是，在对IMF治理和美国贸易政策的不满中却找不到联系。作者给出的一种解释是，不同的不满会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例如，对全球治理的不满可能会以支持中国的亚投行的形式出现，而不是支持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全面领导。在进一步的研究中，作者发现，IMF和WTO的治理赤字与亚投行的成员呈显著正相关。有消息称，亚投行的成立说服了美国国会的保守派人士，最终在2015年批准了IMF的治理改革。而对美国歧视性贸易政策不满的国家可能也会以不同的方式表达这种不满，比如寻求WTO改革，或与其他伙伴（包括中国）达成贸易协定，以迫使美国遵守WTO原则。在这种解释中，贸易和治理方面的不满表达方式有所不同，因为目标是改革和维护当前全球秩序，而不是向中国主导的新秩序过渡。中国支持世界贸易组织，主张多边组织的治理改革，这意味着这些全球性机构很可能在中国的领导下继续存在。另一种解释是国家领导人的个人动机。他们更关心国际金融不稳定，而不是其他全球不满。金融不稳定对领导人来说影响很大，因为它会对国家经济表现产生负面影响，进而威胁到他们的政治生存。外国领导人可能希望保留当前秩序中在美国领导下运行得相当不错的部分，如WTO和IMF。与此同时，它们可能也有动机在一些给本国经济、进而给领导人自身带来巨大成本的领域中追随中国的领导。

【译者评述】

“中国战略”（China Strategy）已经并非指中国制定的某一战略，而是外国制定的针对中国的战略。这是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信号，每一个“中国战略”都是值得解读的重要信息，是外国对中国的关注的最直接的政策表现。“中国战略”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在常见的“中国战略”中，“经济”都是不可忽视的话题。一方面，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加、经济发展的直接经验都使得各国主动地与中国开展经济合作。另一方面，中国积极主动地在经济领域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例如“一带一路”倡议、金砖国家、亚投行等，贡献“中国方案”，在国际社会上，中国的“存在感”不可忽视。由此，对中国国际经济领导力的研究、对中国国际经济形象的研究，具有深厚的现实土壤，也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但值得进一步关注的是，随着全球经济发展动荡不安、政治局势风云变幻，越来越多的不确定因素加剧了人们的不安全感，以往更多关注经济合作的“中国战略”在一些国家受到越来越多的批判，要求减少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关注政治、安全政策。中国的经济全球领导力恐怕无法再独立于政治、安全问题独立发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