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Nina Hall,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欧洲）助理教授；Hans Peter Schmitz, 圣地亚哥大学教授；J. Michael Dedmon, 雪城大学政治学博士研究生。

编辑：陈桂琼（“立学术”栏目编译员，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国际组织与国际交流专业21级硕士生）

审校：吴雨馨 陆会佳（“立学术”栏目编译员，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国际组织与国际交流专业22级硕士生）

来源：Nina Hall, Hans Peter Schmitz, J Michael Dedmon, Transnational Advocacy and NGOs in the Digital Era: New Forms of Networked Power,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ume 64, Issue 1, March 2020, Pages 159–167, https://doi.org/10.1093/isq/sqz052

【期刊简介】

《国际研究季刊》（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学术季刊，该期刊关注国际研究中重要的理论性、实证性、规范性议题，研究涉及跨国界的政治、经济、社会或文化过程。根据Web of Science的数据，该期刊2021年的影响因子为2.799。

【文章导读】

步入数字时代，国际关系学者已然认识到技术在推动非政府组织 (NGO) 建立跨国网络和增强其影响力方面的重要作用，但现有研究通常仅关注非政府组织、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精英网络。因此，本文探讨了数字技术如何在非政府组织及其成员之间产生新型网络化权力。在此基础上，非政府组织既要决定所采用的数字平台，还要决定是否将决策权下放给支持者。具体而言，非政府组织面临两大问题：首先，是非政府组织还是其支持者在定义和制作宣传内容上占据主导地位？其次，数字行动主义的目标是扩大参与还是加强参与？由此衍生出一套数字宣传战略框架：（1）劝说、（2）测试、（3）对话和（4）促进。其中，数字化采用模式决定了该组织如何选择活动、如何合法化倡议以及依赖何种策略。经综合分析，四种数字策略模式都改变了数字倡导实践，但只有促进策略才能开辟基于支持者间交互关系的新形式的网络化权力。

【内容概览】

一、引言

当前，数字技术已被广泛应用于社会运动，其活动规模之庞大，给许多非政府组织敲响了警钟。数字时代，技术不再仅仅是传播宣传信息的一种手段，而是使非政府组织能够协调由支持者主导的数字网络，在宣传、行动倡导等各层面进行数字化转型，由此加强网络化权力。Heimans和Timms将网络化权力比作一种“流动货币”，说明非政府组织在战略和组织形式转变中需要有效引导、协调各方利益。

基于对实践的反思，学者们研究了数字技术如何转变暴力冲突，导致新的网络安全挑战等，国际关系领域对非政府组织倡导的关注聚焦于如何塑造国内和国际政策、倡导策略的变化、群体内部权力的转换等。然而，迄今为止，很少有人系统地研究非政府组织如何适应数字时代引入的新技术。因此，本文重点关注非政府组织所策划的数字网络与新权力形式的构建，分析数字技术如何改变非政府组织的宣传策略、组织战略甚至组织形式，探讨数字化便利的网络化权力和非政府组织在协调这些网络中所发挥的作用。

二、非政府组织宣传与数字技术

上世纪60、70年代以来，专业化倡导组织出现并开始发展，基于在活动家和政策精英之间建立网络来实现跨越国界的道德主张。他们专注于所关注领域的某一问题，建立志同道合的个人网络，并在有原则、无党派行动主义的基础上产生权力。与此同时，他们将具体的全球问题委托给相对成熟的非政府组织“品牌”，逐步完善专业化的行动主义和全球运动的社会行动模式。现今，数字时代通过让支持者做出关键决定来挑战原有的社会行动模式，由支持者决定要追求哪些竞选主题以及如何去做，而非政府组织只是起到促进和协调行动的作用。支持者主导的新模式通过贡献参与，从而产生更多的支持来增强合法性，也能够更快地适应和推广行动。

在数字采用模式上，非政府组织可以调动数字技术进行宣传投入和产出。这种技术使用路径主要是通过降低成本或加快数据收集来提高效率，有助于支持传统的专业化和工作人员主导的宣传活动。另一条路径是通过让支持者更好地控制竞选主题和策略来提高宣传输出。目前，大多数非政府组织已经从Web 1.0时代过渡到Web 2.0时代，能够提供更具交互性和动态性的用户体验。对非政府组织所用社交媒体的研究揭示了该行为体如何从数字行动中受益。

三、非政府组织数字宣传战略分析框架的提出

本文构建了一个能够分类和分析数字领域的非政府组织活动的分析框架，引入非政府组织部署数字技术的四种模式。该框架将非政府组织使用数字技术的差异与更广泛的问题联系起来，即谁产生倡导内容，该组织如何促进支持者在线和线下参与，以及数字技术如何影响非政府组织的战略和权力。以往的研究强调专业知识或组织结构作为核心属性或“货币”来解释个体和群体的力量。但非政府组织的权力也可能基于促进和中介（桥梁）角色，此时，非政府组织的合法性和权力来自于支持者网络所采取的社会运动。

数字时代，非政府组织必须选择他们在与支持者的数字互动中保留多少控制权（即由谁制定有关竞选主题和策略的议程）。他们还须考虑以何种方式使用数字技术来产生权力，是通过定量地扩大其覆盖范围和支持者基础，还是通过增加支持者的参与和贡献强度？前者通常强调更多支持者的低门槛参与，后者则强调赋予支持者自组织集体行动的权力。由此，衍生出以下四种不同的数字策略模式。

表 1. 非政府组织数字策略模式.

（1）劝说：数字广播和定制

广播需要使用数字技术来扩大现有的宣传活动，其目标是争取更多的支持者来提高人们对某一问题的认识，其核心策略是劝服他人。为更多的支持者说话的能力可以作为一种资产或“货币”来推动特定的政策改变。广播不需要重大的组织变革，往往通过Twitter、Facebook的定期宣传报道来提高知名度。这种方法的重点是重新定义其成员资格，以降低参与门槛，最大限度地提高相对较低水平的支持者参与所倡导的社会运动。

（2）对话：数字监听和响应

这一策略主要是建立起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和支持者之间持续的双向对话。组织工作人员仍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对话，但其重点不再是扩大参与，而是与现有支持者建立更真实的关系，并降低工作人员与支持者之间的界限。通过给予支持者真正参与决策的感觉，来增加支持者参与的强度。对话依赖于数字工具和平台，定期征求支持者对社会运动话题、策略和其他问题的反馈。这种策略需要组织上的变革，包括给予数字团队更多的自主权和能力。支持者的观点系统地在组织及其领导层之间传递，内部决策也受到这种定期的外部投入的影响。虽然该组织及其决策仍然主要由工作人员主导，但支持者的反馈成为了行动的投入。

（3）测试：数字分析

这一策略主要是倾听和定期测试支持者对电子邮件、社交媒体和其他数字平台的反应。数字对话强调以增加支持者的参与为主要目标，数字分析则优先收集支持者中关于战略和目标的海量信息并进行测试。例如，非政府组织会收集支持者对其数字通信的反应数据，包括电子邮件打开率和行动率、Facebook上的点赞以及Twitter的转发量。他们还与不同的社交媒体受众测试多种情节类型，以确定什么最适合改变主流观点和叙事。数字技术不仅仅是把抽象的事实和研究推给支持者，而是鼓励个人讲故事，作为接触支持者和授权支持者的一种手段，让支持者有机会选择他们希望推广的活动。这种分析性行动主义需要大量的支持者进行有意义的测试，聚集支持者的偏好，并相应地调整竞选活动。因此，数字团队及其产出是该组织决策的核心，而支持者的聚集意见从根本上推动了竞选活动的选择和实践战略。

（4）促进和中介：数字化分布式活动

这一策略即一个组织决定将对竞选目标和执行的重要控制权移交给支持者。社交媒体和其他数字技术的应用，其主要目的不仅是为了接触到更多的受众或更好地理解支持者的偏好，而是为了授权和促进他们的独立行动，通过数字技术分发工具和资源，有效地将支持者转变为活动家和领导者。竞选活动的焦点明显从吸引和接触精英的“内部”策略转向了“外部”的组织策略。这种方法不是将支持者视为一种基本上被动的资产，要么为政策专业知识增加民众支持，要么成为潜在的政治威胁，而是强调放开对信息的控制，成为一个专注于促进网络联系的中介。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力量不是来自于控制特定的物质或意识形态资源，而是来自建立一种具有适应和扩大能力的非等级集体行动形式。

很少有组织或活动能够与这四个理想模式之一直接对应。他们或是同时尝试几种方法、或是从一种方法过渡到另一种方法，或将这些相互结合。该类型学分析的主要目的不是对组织进行分类，而是解释数字技术如何影响跨国宣传的实践和研究。数字技术使组织能够做出关键的选择，包括谁制作宣传内容，以及组织如何通过扩大支持者基础或增加支持者贡献的强度来增强其权力。

四、数字战略的选择和影响的探讨

政治传播和相关领域的研究表明，组织规模、原先的宣传策略以及与成员的现存关系是形成这种转变的关键因素。由此，本文提出关于非政府组织数字实践发生变化的六个假设如下：

假设1：规模较大的非政府组织将比规模较小的组织在数字通信方面进行更多的投资。

假设2：传统的非政府组织将更喜欢广播和定制，而年轻的组织将更有可能接受数字分析和数字化分布式活动。

说明：数字时代产生了一系列关于非政府组织接受特定数字工具的缘由和方式等问题。根据现有调查，非政府组织减缓数字工具的使用原因有三：1）基于捐助者期望的资源限制，即非政府组织主要关注规划支出，而非被称为“管理费用”的组织能力；2）很多组织是在数字时代之前成立的。较老的传统非政府组织投资于过去由员工主导的技术和模式；3）对支持者隐私权的担忧以及所收集数据的潜在滥用风险使许多非政府组织暂停使用这些工具。此外，规模和内部文化也将会对组织是否采用数字方法产生重要影响。只有大型非政府组织才有能力投资和雇佣专门从事数字技术的工作人员，资源较少的非政府组织依赖于廉价或开源的数字技术，可能无法投入必要的工作人员来监控和应对这些平台上大量支持者的交流。当然，规模也可能与传统的非政府组织的官僚主义和组织文化的根深蒂固有关。数字工具的采用可能会因为领导者和员工的抵制而减缓，他们担心失去对宣传内容的控制。

假设3：具有专业化和专业知识驱动的行动主义历史的非政府组织将接受数字广播和定制。

假设4：有草根动员历史的组织将选择数字对话和数字化支持的分布式竞选活动。

说明：另一个主要因素是这些组织与其支持者原先的关系。本文区分了三种基本类型的组织：“孤狼”、“动员者”和“组织者”。孤狼组织通过研究、信息和专业知识来建立权力，而不试图建立起庞大的会员基础。动员者是那些旨在吸引尽可能多的人的组织，采取多种离散的、简单的但也是孤立的行动，他们专注于时间密集型的相互依赖的任务，鼓励人们与他人合作，并给予他们更多的自主权。组织者选择宣传策略，以发展人们的能力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建立参与度。总而言之，孤狼式的非政府组织可能会继续利用专业知识作为其主要的权力来源，而动员者和组织者将更有可能尝试数字化和支持者主导的模式。

假设5：能够产生数字化网络权力的非政府组织将在该部门内获得相对应的市场份额。

说明：如果非政府组织在采取数字战略上采取不同的路径，我们也应该期待对非政府组织部门的生态产生长期影响，以及非政府组织对全球和当地其他行动者的相对力量。本文提出的框架表明，愿意与其支持者分享运动控制权的非政府组织将行使新形式的网络化权力。在特定情况下，这将使他们比目前更有影响力的传统的、由专业知识驱动的倡导团体更有优势。数字化网络的倡导组织不仅将招募更多的支持者，而且还将积极参与建立支持者网络和其成员的个人和集体能力，为支持者提供身份认同形成和表达的空间，增加民众的合法性。

假设6：能够产生数字促进网络力量的非政府组织将更有可能将关注已经突出的话题与局外人活动的策略结合起来

说明：非政府组织生态系统的演变将对该部门对国家、国际机构和其他非国家行动者的力量产生重大影响。除了规模、组织文化或以前与成员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外，问题特征的性质还可能在非政府组织所采取的数字战略中发挥关键作用。随着数字化分布式活动的重要性日益提高，非政府组织可能更有可能在规范和问题之间循环，以寻求大众共鸣。近年，非政府组织听取其支持者的意见更有可能选择已经高度突出的话题；以数字促进模式运作的非政府组织也更有可能部署外部影响策略，而不是以内部人为主的游说。对于这些非政府组织来说，权力将来自能够密切跟踪和实施支持者想要的东西，而不一定来自对某些问题和规范重要性的原则主张。

五、结论

数字时代促使倡导非政府组织重新思考其角色以及与支持者和公众的关系。传统的非政府组织可能会将数字工具主要视为一种加强其现有权力来源的手段，它们专注于专业知识、与其他精英建立联系，以及由员工领导的行动主义。他们的组织形式旨在通过将问题推进到政策过程中和主要参与游说活动来促进渐进式的变革。但为了推动更多的变革，其他团体将选择更接近一种由支持者领导的行动主义驱动的模式，促进独立的集体行动，以产生网络力量。

数字技术可以加速来自支持者的反馈，产生动员浪潮，并建立由非政府组织协调的新型集体行动。组织可以将这种网络化力量作为一种潮流，从而支持大量社会运动的开展。这类运动的激增是由工作人员和支持者共同采取了更广泛和更多样化的行动，将产生更广泛的合法性。虽然大众合法性可能是数字化分布式活动的额外优势，但它也可能使非政府组织远离某些主题。例如，仅影响少数群体的问题（如移民或难民保护）在建立支持者主导的动员方面比影响大多数人口的问题面临更大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在协调、策划和指导活动内容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本文所提出的框架不仅将数字采用模式与非政府组织的权力联系起来，而且还促进了关于社交媒体时代提出的道德问题的更深入的对话。对于国际关系学者来说，数字时代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机会，需重点关注不断变化的权力来源、组织倡导战略和发展形式。

【译者评述】

数字时代，社会生活网络化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不仅有迭代发展的技术、创新的社会生活模式，还有内在权力结构的变迁。技术更新赋权了个体和小团体，让其拥有更强的变革能力，对于传统的组织，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本文聚焦于倡导性非政府组织，综合微观与宏观视角，从具体的宣传方式切入，探讨其如何利用数字技术在组织及其成员之间建立并加强联系，推动社会运动，由此提出宏观层面的数字化战略，分析其如何战略巩固自身合法性以产生网络化权力。

数字技术凸显了几大特征：支持者反馈的即时性、动员的广泛性以及活动的分散性。基于此，作者提出的劝说、测试、对话和促进四大模式较为精炼地概括了数字宣传策略，但对于不同策略之间的联系和交互影响的分析尚存研究空间，也有待后续学者基于实践进行更深入的探讨。总体而言，这一分析框架对现有实践进行理论化梳理，对各个组织、倡导部门的性质及其对国家、公司和其他非国家行为者的具体实践有一定的现实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