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Rush Doshi, 现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本文发表时供职于布鲁金斯学会；Judith G. Kelley, 杜克大学公共政策和政治学教授，公共政策学院高级副院长；Beth A. Simmons, 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院教授，主要研究并教授国际关系、国际法和国际政治经济学。
编辑：李妍卓（“立学术”栏目编译员，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国际组织与国际交流专业21级硕士生）
审校：刘小菁（“立学术”栏目编译员，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国际组织与国际交流专业21级硕士生）
来源：Doshi, R., Kelley, J. G., & Simmons, B. A. (2019). The power of ranking: the ease of doing business indicator and global regulatory behavio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73(3), 611-644.
【期刊简介】
《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是国际政治领域的权威期刊，主要关注外交政策、国际关系、国际与比较政治经济学、安全政策、环境争端与解决、欧洲一体化、联盟模式与战争、谈判与冲突解决、经济发展与调整、国际资本流动等问题的研究。该期刊成立于1947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代表国际组织基金会出版，是一份经过同行评议的季刊，2020年其影响因子为6.276。
【文章导读】
“展示单一排名的主要优势在于能够让政客、记者和发展学专家更容易理解（排名），进而产生变革的压力。正如在体育运动中，一旦开始计分，每个人都想赢。 ”
——《2005年世界银行员工报告》
“取消排名、“改革”报告的（撰写）方法将可能彻底摧毁报告作为政策工具的可信度和有效性。”
——美国卡托研究所 (CATO Institute) 问题货币项目(Troubled Currencies Project)主任史蒂夫•汉克(Steve Hanke)
全球性的（GPIs, 尤其是那些对各个国家进行评级和排名的）绩效指标能够通过信息收集影响关键受众，如外国投资者或国内选民，通过产生社会压力，引导目标国的行为发生变化。本文认为，世界银行成功地编制了全球营商环境指数（EDB, the Ease of Doing Business），并对各国的商业法规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文章使用媒体分析和观测数据来说明EDB推动了商业管制的转变：各国对公开排名做出应对，一些国家也据此重组了官僚机构。接下来，文章探究了EDB排名可能的影响渠道，并在既有的经济学研究基础上利用一项涉及美国投资组合经理的实验，检验排名是否会在实验中影响投资者情绪。文章以印度多年来多个部门共同努力提高其EDB排名及其建立地方级EDB排名的决定为案例研究，展示了政治家对EDB排名的态度如何影响国内政治、改变投资者情绪和提高官僚声誉的。总的来说，尽管世界银行在监管政策方面没有明确的授权、外界对EDB的准确性和所需的政策权衡仍然存在疑问，有丰富的证据表明世界银行借助国家排名施加压力，实现了其全球监管体制改革的愿景。
【内容概览】
一、研究缘起
世界日益被影响市场、声誉和国家安全的信息而非武力所统治。全球绩效指标(GPIs)，尤其是在国家之间进行评级和排序的体系，会有意识地集合信息去影响各国的优先事项、公众的看法和经济行为者的决策。这种社会压力明显表现在商业（去）监管领域。自200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银行一直使用排名来影响世界各国的监管政策。通过编写《全球营商环境报告》和《全球营商环境指数》(EDB)，世行已经在世界，尤其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中，决定性地塑造了各国的监管行为。本研究通过调查实验和案例研究展示营商环境指数在媒体和政府高级官员心目中的突出地位，初步证明其社会影响力，探讨了世行建立去监管化排名系统的意图。
二、比较信息与社会压力:展示EDB影响力的一种理论
图1中右侧循环的部分展示，排名影响并放大了世界银行传统意义上来讲可能对国家产生的任何直接影响。这种格式很重要，因为单靠原始数据来激发广泛社交参与的可能性要比通过信息比较来激发的可能性小得多。世行通过发布营商环境的排名信息，有效改变了目标国国内重要的政经群体的信息环境，同时反过来刺激了（通常是隐性的）利益集团对国家改革施加压力。不仅银行工作人员和例如经济发展的相关部门知晓评级结果，同样他们也知晓投资者、公民以及其他国家也获得了同等信息。而目标国政府可能特别关注国内选民、商业团体和国际投资者的反应。这便是社会压力的本质：它与相关官僚和政客的声誉和地位密切相关，在某些情况下，也有可能是由国内公众的民族自豪感而产生。
遗憾的是，现有研究没有把EDB反映的根本“营商环境”和评级本身发出的信号做出区分。文章论点的关键则是将评级信息对投资者意见和信念的影响分离出来，重点关注评级信息对后者的影响。
但为何官僚机构（其中一部分甚至会从繁文缛节中获利）要关心这些信息呢？这是因为决策者认为EDB可以比较绩效、声誉和激励竞争，能够反映某位政府部长的个人能力、部门或官僚机构的表现。EDB的一些子指标具体且专业，可以暗示商业监管者的专业度，鼓励国家在下一个“评级期”前进行政策改革，以避免其受到谴责。尤其对于中等市场规模的新兴国家而言，良好的营商环境声誉更为重要。此外，政府可以战略性地利用营商环境排名通过授权盟友、羞辱官僚、动员公众和吸引投资来获得政策支持。例如，印度总理莫迪在国内模仿了世界银行的策略，加大了印度各地官僚的社会压力，以改善他们的工作表现。EDB多年来也面临争议和挑战，尽管如此，该指标之所以成为焦点，部分原因是因为它成功利用了智力知识和意识形态趋势，将发展议题与国家的营商友好环境联系起来，从而在被吹捧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的放松监管浪潮中乘风破浪。
三、理论检验
（一）理论在实践中的初步证据
为了验证研究观点的可信度，本研究从Lexis-Nexis数据库中提取了一组近乎全面的2016年的英文新闻声明和报道。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涉及26个国家的51篇报道。这些报道直接引用高级政府官员的发言，初步证明了EDB理论化的影响渠道。当排名有所提高时，官员们强调了这一成就：18%的人吹嘘指数的进步；14%的官员将自己的国家与别国进行比较。
（二）观察证据：官僚结构调整和政策改革
自2006年世界银行开始追踪相关数据以来，各国已进行了3057套与EDB相关的改革。其中许多改革都是国家与世界银行协同努力的结果，以应对之后的排名评估。研究根据《营商环境指数》的子指标对各国每年的改革数量进行编码，使用正态线性回归模型，并控制过去的排名以及年份固定效应。数据分析后发现，目标明确的官僚组织能对排名产生更多的战略反应，而不仅仅对与EDB无关的全球市场压力做出反应。领导人媒体发言同样表明许多国家进行了具体战略改革，以提高自身排名。
（三）进一步验证：调查实验
排名推广与官僚、政策改革之间的相互联系与涉及特定机制的因果关系不能混为一谈。文章认为，世界银行公布排名信息是为了给各国施压，使其遵守世行的优惠政策。研究表明，各国政府关注这些排名，也战略性地调整了官僚机构，以提高其在排名中的表现；媒体报道说明政府关注排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内选民和投资者收到的竞争信号。但评级中包含的信息是否真的足以改变重要团体的看法，从而鼓励改革？各国政府一再公开告诉民众，提高EDB排名将提高本国吸引商业投资的能力。本研究借助调查实验来测试EDB排名中的“虚假简化论”是否影响投资者评估投资风险的方式。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项研究表明，排名影响了投资者对风险的看法。文章研究团队招募了150名投资专业人士，利用EDB排名信息，控制假设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基于印度并使用印度宏观经济信息）的宏观经济信息，并以改变EDB排名作为干预手段。文章假设，即使控制了重要的经济和政治条件，有关EDB排名的信息也会影响在排名国家投资的意愿。通过改变投资者的信息集，测试图1右上部分是否因果地改变了投资者的看法，从而在实验范围内合理地引发了“政府担忧”。结果表明，EDB排名显著影响了投资者的投资意向，可以帮助投资者评估投资风险。
（四）案例分析：追踪EDB对印度的影响渠道
证据表明，EDB塑造了国家行为，也可以影响投资者和其他重要群体的态度。案例研究了印度印地语和英语媒体的新闻报道，探讨印度的这些机制。它表明，EDB指标通过鼓励政治行为者相信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并与其他州府进行有关投资和政治支持的激烈竞争，从而产生社会压力。印度官员寻求提高他们的EDB排名，因为他们相信这将赢得选票，确保投资，并提高官方声誉，他们组织了重要的跨机构努力来提升排名。莫迪总理甚至鼓励下属进行EDB量身定制的改革。因此，EDB的报告和排名显然正在塑造世界上最大和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的政策反应。该案例将之前的许多证据联系在一起，表明信息框架的变化引发了对当前和未来排名的担忧，并激励了国家改革行为。
四、结论
GPI是一种沟通策略，旨在引起人们对问题的关注，并通过极端简化形式来定义问题并提供解决方案。对世界银行指标的深入研究有助于解释国际关系中排名的作用，对全球信息政治和治理具有重要影响。它提醒我们，信息不是中立的，而是一种重要的权力资源。世界银行利用EDB指数巩固其权威，不仅解决发展贷款问题，还解决商业监管问题。本研究是第一个系统地记录EDB主要影响渠道的研究，这些主要影响渠道将每年公布的国家排名与强大的政策趋势和国家行为的相应变化联系起来。尽管如此，有一些证据表明，替代性权力中心（尤其是中国）了解这种运作方式。中国将很快推出一些自己的排名工具，其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最终发展为一种金融资源，成为各国的替代记分卡。
总之，研究表明世行的EDB排名刺激了各国竞争，并产生了政策影响。这些发现能够进一步推动学界对相关问题开展研究。例如，采用简单的启发式方法（如排名系统）来追求复杂的放松管制政策是否明智？各国是否经常利用这种制度来提高分数，而不是选择最合适的政策？某些国家可以利用先发优势制定标准，从而迫使他国竞争，这是否公平？GPI作为治理工具本身应该如何参与治理？这些问题仍然需要探索和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