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是根据1944年7月在布雷顿森林会议签订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于1945年12月27日在华盛顿成立的世界两大金融机构之一。IMF由190个成员国组成，致力于支持全球货币合作、维护金融稳定、促进国际贸易、实现充分就业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以及在全球范围内减少贫穷。
一、发展历程
（一）发展历史
1944年7月布雷顿森林会议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召开，44个盟国代表计划在全球合作基础上建立新的经济秩序。在这次会议上，一个与美元挂钩的汇率体系被建立起来。1947年3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开始运作，组织的成员从40个开始，到2016年，随着瑙鲁的加入，增加到189个。
1956年10月苏伊士危机爆发，这场涉及埃及、法国、以色列和英国的苏伊士运河冲突，引发了国际政治危机，并产生了重大的经济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这次危机中向四个相关国家提供了首次大规模贷款。
1982年8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承担起国际危机管理人的角色。
1986年3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立了贷款机制，以低于市场的利率向低收入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
1991年12月，苏联解体，20个前共产主义国家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其成员的最大扩展。基金组织发挥核心作用，通过政策建议、技术援助和财政支持，帮助他们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过渡。
199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 WB）发起重债穷国倡议，以确保没有低收入国家承担其无法管理的债务负担。
1999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借鉴亚洲危机的经验，制定了金融部门评估计划（Financial Sector Assessment Program， FSAP），以衡量成员国金融系统的复原力。
2002年1月1日，欧元纸币和硬币开始流通，欧洲中央银行被授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观察员地位。
2016年9月，人民币与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一起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货币篮子，成为官方外汇储备货币之一。
2022年4月16日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批准成立新的“韧性和可持续性信托”，以帮助低收入国家和脆弱的中等收入国家应对构成其宏观经济风险的长期结构性挑战，包括与气候变化和大流行病有关的挑战。
（二）区域办事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目前共有190个成员国和6个区域代表办事处，这6个区域代表办事处分别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办事处、泰国能力发展办公室、中美洲、巴拿马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区域办事处、东加勒比货币联盟、巴黎和布鲁塞尔欧洲办事处、太平洋岛屿办事处。
1.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办事处（The Regional Office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OAP）
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亚太地区的窗口，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办事处为经济监督和研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该办事处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参与区域合作方面发挥了领导作用，同时为区域管理能力建设提供计划，积极促进IMF与亚太地区的相互了解和双向对话。
2. 泰国能力发展办公室（Capacity Development Office in Thailand, CDOT）
2012年9月泰国能力发展办公室在曼谷成立，前身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和缅甸技术援助办事处（IMF Technical Assistance Office for Lao P.D.R. and Myanmar, TAOLAM）。
该发展办公室成立的核心受益国是缅甸、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柬埔寨和越南。同时，CDOT的部分能力发展项目也覆盖了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屿地区的其他国家。
泰国和日本是泰国能力发展办公室的外部捐助者。泰国银行是CDOT办公室的东道主。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定活动的日本管理账户（The Japan Administered Account for Selected IMF Activities, JSA）负责公共财政管理、货币和外汇业务、政府财政统计、对外部门统计和宏观经济管理方面的项目活动。
3. 中美洲、巴拿马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区域办事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美洲、巴拿马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区域办事处主要负责中美洲地区（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共和国、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巴拿马）、巴拿马以及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各项活动。哥斯达黎加于1946年1月8日加入基金组织；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和巴拿马于1946年3月14日加入基金组织；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危地马拉于1945年12月28日加入基金组织；洪都拉斯于1945年12月27日加入基金组织。
4. 东加勒比货币联盟
东加勒比货币联盟成员国主要包括安提瓜和巴布达、多米尼加、格林纳达、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以及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安提瓜和巴布达于1982年2月25日加入基金组织。多米尼克于1978年12月12日加入基金组织。格林纳达于1975年8月27日加入基金组织。圣基茨和尼维斯于1984年8月15日加入基金组织。圣卢西亚于1979年11月15日加入基金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于2011年1月12日批准向圣卢西亚提供800万美元的紧急援助。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于1979年12月28日加入基金组织。自2009年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安圭拉（Anguilla）和蒙特塞拉特（ Montserrat）纳入其区域政策的磋商讨论。
5. 巴黎和布鲁塞尔欧洲办事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后，在战后的各种倡议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如建立欧洲支付联盟（EPU）和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EEC，1960年成为经合组织）。IMF驻欧洲办事处于1948年在巴黎成立，随着时间的推移，该办事处在对外关系中能与更多设在欧洲的机构、非政府组织进行更广泛的联络。
如今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办事处包括巴黎办事处和2013年新成立的布鲁塞尔办事处。其主要任务包括：与欧洲政策制定者就欧元区和欧盟政策进行磋商；促进关于全球经济问题的对话；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欧洲的业务，包括政策咨询、贷款安排、技术援助和招聘工作；帮助协调整个地区的沟通和外联活动。
6. 太平洋岛屿办事处
太平洋岛屿办事处涵盖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太平洋的12个成员国：斐济、基里巴斯、马绍尔群岛、密克罗尼西亚、瑙鲁、帕劳、巴布亚新几内亚、萨摩亚、所罗门群岛、汤加、图瓦卢和瓦努阿图。
（三）组织机构
1. 理事会（The Board of Governors）
理事会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高决策机构，由每个成员国的一名理事和一名副理事组成。行长由成员国任命，通常由财政部长或中央银行行长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所有权力都归属于理事会。除某些保留的权力外，理事会可将所有权力下放给执行董事会。理事会通常每年举行一次会议。
2. 执行董事会（The Executive Board）
执行董事会负责处理基金组织的日常事务，它由24名董事组成，这些董事由成员国或国家集团选举产生，总裁则担任董事会主席。董事会通常每周召开数次会议，主要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管理层和工作人员编写的文件来开展工作。
总裁是IMF的最高行政长官，其下设副总裁协助工作。总裁负责管理IMF的日常事务，由执行董事会推选，并兼任执行董事会主席，任期5年。总裁可以出席理事会和执行董事会，但平时没有投票权，只有在执行董事会表决双方票数相等时，才可以投决定性的一票。
3. 独立评估办公室（The Independent Evaluation Office）
独立评估办公室成立于2001年，其主要职责是对基金组织的政策和活动进行独立和客观的评估。独立评估办公室完全独立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管理层，并与执行董事会保持一定距离。
除上述的几个机构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设有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理事会（International Monetary and Financial Committee）、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发展委员会（Joint IMF-World Bank Development Committee），它们每年召开2-4次会议，讨论国际货币体系与开发援助等重大问题，其通过的决议通常就是理事会的决议。
（四）资金来源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非优惠条件向其成员提供贷款的资金是由成员国提供的，主要是通过它们支付的配额，多边和双边借贷分别作为第二和第三大资金来源，为配额资金提供临时补充。这些资金为IMF在全球经济危机期间支持其成员国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目前约有为9730亿特别提款权，约7070亿特别提款权（约1万亿美元）的贷款能力。
1. 配额
配额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主要资金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定期对配额进行一般性审查，以评估总配额是否充足以及在成员之间的分配状况。最近一次的配额增加到4770亿特别提款权（6510亿美元），这是在第14次审查中达成的（2010年12月结束，从2016年1月开始生效）。 货币基金组织的每个成员都被分配到一定的配额，大致基于其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地位。
2. 多边借款
多边借款是补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源的第二大资金来源，以防止或应对国际货币体系资金不足带来的损害。通过多边借款，一些成员国和机构可以随时向IMF借出额外的资金。 2021年1月，在国家银行参与者的同意下，国家银行的改革生效，在2021年至2025年期间，国家银行的规模几乎翻了一番，达到3610亿特别提款权（5210亿美元）。
3. 双边借款
双边借款协议是继配额和国家银行之后的第三大资金来源。自全球融资危机爆发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签订了几轮双边借款协议（BBAs），以确保它能够满足其成员的融资需求。2021年1月，新一轮的2020年双边借款协议（“2020年双边借款协议”）开始生效，取代了在2020年底到期的上一轮双边借款协议。到目前为止，与40个债权人签订的，总金额为1350亿特别提款权的协议已经生效，与其他几个潜在债权人的协议也将很快生效。
4. 能力发展职能
能力发展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三大核心职能之一，该项支出约占其总支出的三分之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各国提供技术援助和培训，帮助其建立能够有效实施政策经济机构。这些能力发展工作有助于各国实现其增长和发展的目标，并有力地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进程。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能力发展工作针对各成员国的具体需求提供帮助。近年来，低收入发展中国家收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约一半的能力发展相关资源；对脆弱和受冲突影响国家的支持约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能力发展职能的四分之一。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能力发展工作集中在以下方面：
一是公共财政。通过税收和海关政策、预算编制、公共财政管理和债务管理，帮助政府更好地调动收入并有效管理支出。这使政府能够保持财政的可持续性，改善学校、交通等基础设施，建立社会安全网，提高透明度，吸引更多的投资，制定抵御外来冲击的财政政策。
二是货币和金融政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与中央银行合作，使其货币政策和汇率框架更加规范化。同时，它还与金融部门的监管者合作，加强金融系统和银行监督。近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直在提供金融技术和网络风险方面的能力发展帮助，这有助于改善宏观经济状况，促进国际贸易增长。
三是宏观经济框架和工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帮助建设政府在宏观经济分析、建模工具和政策制定与实施方面的能力。
四是法律框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使法律和治理框架符合国际标准，以支持财政和金融改革，打击腐败、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
五是统计数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帮助各国汇编、管理宏观经济和金融数据。这可以使人们更准确地了解自己的经济，帮助政府制定更合适的经济政策，改善投资环境，促进制度透明度，健全问责制。
二、宗旨原则及主要职能
（一）宗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宗旨是：（1）通过设置一个常设机构就国际货币问题进行磋商与协作，从而促进国际货币领域的合作。（2）促进国际贸易的扩大和平衡发展，从而有助于提高和保持高水平的就业和实际收入以及各成员国生产性资源的开发，并以此作为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3）促进汇率的稳定，保持成员国之间有秩序的汇兑安排，避免竞争性通货贬值。（4）协助在成员国之间建立经常性交易的多边支付体系，取消阻碍国际贸易发展的外汇限制。（5）在具有充分保证的前提下，向成员国提供暂时性普通资金，以增强其信心，使其能有机会在无需采取有损本国和国际繁荣的措施的情况下，纠正国际收支失调。（6）根据上述宗旨，缩短成员国国际收支失衡的时间，减轻失衡的程度。”
（二）主要职能
从上述宗旨中可以看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根本任务是向会员国提供短期信贷，消除竞争性货币贬值与消除阻碍国际贸易发展的外汇管制。在促进国际金融稳定和货币合作、推动国际贸易发展、促进高水平就业和可持续经济增长以及减少世界上的贫困上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尤其是其提供的各种类型的贷款，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成员国的国际收支危机。协定还规定了该组织的任务及其成员的权利和义务，其治理结构及其机构的作用，以及各种业务规则，包括与特别提款权有关的业务和交易规则。
（三）职责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要有三项职责：监督、贷款以及能力发展。
1. 监督职责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核心职责之一，是监督国际货币体系并监测其190个成员国的经济和金融政策，这项活动被称为监督工作。基金组织在全球、地区和国家层面开展这一工作，其中一个方面是识别潜在的稳定性风险，提出适当的政策调整建议，以维持经济增长、促进金融和经济稳定。
基金组织谨慎开展监督工作，对识别稳定和增长风险、开展可能的补救性政策调整至关重要。此外，开展国际合作也十分重要，因为在当今相互关联的全球经济中，一国的政策问题会影响到其他许多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涵盖了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因而能够推动国际合作。基金组织的监督工作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开展双边监督，关注单个成员国情况；二是开展多边监督，对全球经济进行监测。
在监督工作中，基金组织通常会对成员国进行年度访问。基金组织工作人员会在访问中与政府及央行官员会晤，讨论经济前景和宏观经济政策。这些讨论重点关注汇率、货币、财政和宏观金融政策，也会讨论具有宏观重要性的结构性改革。基金组织工作人员还会尝试与其他利益相关方会晤，包括立法人士、金融和商界代表、工会以及民间团体。与各种群体开展广泛讨论，有助于对一国经济政策及前景开展更好评估。
完成评估之后，基金组织工作人员会向基金组织执董会提交一份报告供其讨论。执董会对报告的有关意见会被随后转交给该国当局，这样也即完成了所谓的第四条磋商工作。对于大多数成员国，以下文件将公布：新闻发布稿（概述工作人员报告内容），执董会的观点，以及工作人员报告。
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更好适应全球经济的变化，会定期审查自身的监督工作。如今，IMF正在进行全面监督审查（Comprehensive Surveillance Review，CSR），考虑如何使监督职能适应2021-2030年的全球经济形势。该全面监督审查确定了四个监督优先事项，以便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更好地支持成员国：应对风险和不确定性；预先阻止和减轻溢出效应；促进经济可持续性；采用更加统一的政策建议方法。
2. 贷款职能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职能主要包括为面临危机的国家提供财政支持，为成员国的国际收支提供财政支持等等。
第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面临危机的国家主动提供财政支持，其目的是给各国争取调整政策的时间，从而恢复经济稳定和可持续增长。这些政策将根据国家的情况而有所不同，例如，面临主要出口产品价格突然下跌的国家可能需要财政援助并同时实施扩大出口产品品类范围的措施；遭受严重资本外流的国家可能需要解决利率过低、银行效率低下、债务存量过高等导致投资者丧失信心的问题，IMF将针对特定问题提供财政支持。
第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其成员国的要求，为国际收支需求提供财政支持。与开发银行不同，IMF不为具体项目提供贷款。在收到贷款的请求后，IMF工作小组会与该国政府进行讨论，评估经济和财政状况和该国整体融资需求的规模，并商定适当的政策。通常情况下，一个国家的政府和IMF必须在IMF向该国提供贷款之前就经济政策方案达成一致。在大多数情况下，一项安排所依据的具体政策方案是以“意向书”的形式提交给IMF的执行董事会，并在“谅解备忘录”中进一步详细说明。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工具正在不断完善，以满足各国不断变化的需求。在本次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的危机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应对危机、帮助各国，特别是保护这些国家中的最脆弱的群体，为经济复苏创造条件。
三、全球行动
（一）新冠肺炎疫情专题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其最快速度和最大规模向成员国提供财政援助以应对新冠疫情带来的经济危机，特别是在保护最弱势群体、包容性与可持续性经济复苏方面提供更大力度的资金支持。2021年3月30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Kristalina Georgieva）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年会之前指出：“随着数百万人从疫苗中受益，全球经济的基础更加稳固。但是，疫苗还没有普及到每个人和每个地方，还有太多国家未跟上世界经济发展的脚步，经济不平衡日益严重。因此，我们需要采取强有力的政策行动，为每个人提供公平的机会——为结束世界各地的疫情注入一剂强心针，为弱势人群和弱势国家创造更美好的未来。”在这个艰难时期，IMF通过为最贫穷的国家提供政策建议、财政支持、能力发展和债务减免，继续支持它们走上经济复苏之路。
从2020年3月下旬开始， IMF执行董事会开始通过批准各种贷款融资工具向受到疫情影响的成员国提供财政援助，其中，IMF发起包括紧急融资、债务减免赠款、呼吁减免双边债务、呼吁新增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 SDR）、增强流动性、调整现有贷款安排、政策建议和能力建设在内八个方面的全球行动。截至2022年3月9日，IMF已向全球90个国家提供总额为1226.425亿特别提款权（1705.7029亿美元）的经济支援。除直接资金支持，IMF还向160多个国家提供实时政策建议和能力建设，以解决现金管理、金融监管、网络安全和经济治理等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派出技术专家与各国合作修订和更新其债务管理战略；为政府官员和公众提供在线课程和有针对性的点播学习视频。
（二）财政政策专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全球财政政策制定和管理专业知识的主要来源，负责监测和分析全球财政趋势，并直接就财政问题向成员国提供建议。财政政策专题模块主要介绍当前的主要财政政策问题，并提供各类财政政策研究、出版物、数据库和相关评论资料。
在全球主要财政政策问题方面，本专题主要涉及能源补贴、财政透明度、资源产业的财政分析、收入调动基金、自然资源财富管理资金、公共投资管理、收入管理财政信息工具等方面。此外，本专题还包括多种数据库，如：应对COVID-19的国家政策措施、财政监测、全球债务、财政分权、国际税收征管等，为各国政府财政政策制定部门、相关研究机构以及专家学者提供广泛数据支持。
为加强其成员国之间的财政监督、政策制定和问责制度，IMF通过财政透明度守则（Fiscal Transparency Code, the Code）和财政透明度评估（Fiscal Transparency Evaluations，FTEs）两项工具确保成员国的政府在做出经济决策时准确了解其财务状况，增强财政计划的可信度，巩固市场信心。其中，IMF通过制定《财政透明度守则》提供了一套公开公共财政信息的国际标准，该文件主要围绕财务报告、财政预测和预算编制、财政风险分析和管理、资源收益管理四项原则展开，区分了基本、良好和高级的实践分类，为各国提供全面遵守该标准的明确典范。
在财政监控方面，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各国面临更大的财政挑战，对IMF财政发展变化状况的监督工作越来越重要。为调查和分析公共财政发展的最新动态，更新危机的财政影响和中期财政预测，并评估使公共财政处于可持续发展基础的政策，IMF于2009年发布《财政监测报告》（The Fiscal Monitor）。该报告由IMF的财政事务部（Fiscal Affairs Department ）每半年编制一次，个别国家的财政预测由该组织的资深经济学家编制，其预测所依据的数据库与《世界经济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 WEO）和《全球金融稳定报告》（Global Financial Stability Report, GFSR）所用数据库相同。
（三）金融科技专题
金融科技为促进经济增长提供了更多机会，尤其是在普惠金融方面，但政策制定者也需应对相应的风险。IMF的金融科技专题针对该领域涉及移动货币、加密货币、数字货币、跨境支付等方面进行研究，并发布官方出版物，其中，作为IMF旗舰出版物之一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为全球金融科技领域提供权威性、趋势性信息。
2022年4月，IMF发布最新一期《全球金融稳定报告》（Global Financial Stability Report），本期主题为“乌克兰战争冲击来袭，考验金融体系的抗风险能力”。第一章主要讨论了乌克兰战争对金融体系的影响。受乌克兰战争影响，全球融资环境有所收紧，大宗商品价格使央行面临着艰难的权衡取舍，许多新兴市场和前沿市场的处境尤其艰难，中国的房地产行业持续承压，且新冠疫情再度出现。在此背景下，金融脆弱性保持高位，央行应果断行动，防止高通胀长期持续，同时避免阻碍复苏。战争将全球经济一系列结构性问题暴露了出来，包括能源安全和气候转型之间的权衡取舍——而这正是政策制定者需要面对的问题。第二章讨论了新兴经济体的“主权——银行联系”。新冠疫情期间，新兴经济体银行持有的国内主权债务激增，公共债务已处于历史高位，主权信用前景也有所恶化。在此情况下，可能出现负反馈循环并危及宏观金融稳定。第三章探讨了金融科技企业在中高风险业务部门迅速崛起给金融稳定带来的挑战。该章认为，金融科技可以提高效率、促进竞争，使更多人享受到金融服务，然而金融科技在若干高风险业务领域的迅速发展，加之对其的监管不足，以及其与传统金融体系的紧密联系，这都会对金融稳定造成影响。因此，各国需要采取同时针对金融科技企业和现有银行的适度政策。
（四）收入不平等专题
不平等是全球经济政策辩论的核心，公平公正的收入分配是社会契约的基本要素。宏观经济政策（包括政府税收和支出政策）对收入分配产生重大影响，不平等可能产生不利的政治和社会后果，有可能破坏宏观经济稳定和可持续增长。因此，收入不平等问题成为IMF贷款支持、宏观经济监测、技术援助三项核心活动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分配问题一直是基金组织与成员国对话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IMF关于收入不平等的工作很大程度受其自身支持的项目经验影响。在实践中，这一经验促使人们更加关注将社会安全网络纳入调整计划，并保障存在不平等现象的社会和国家获得卫生和教育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务，例如1999年引入的减贫和增长基金的其他倡议，将增长和减贫目标置于低收入国家方案制定的核心地位，与之相似的还有重债穷国减债倡议。与未采取以上类似计划的国家相比，IMF的支持有效提高了社会支出。
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IMF进一步深化了其在不平等问题上的工作。这项工作包括加大跨国分析研究和从国家层面对财政整顿和不平等的评估，为有效实现公平目标的各种财政政策工具、加强性别平等方面带来宏观经济收益。若政府税收和支出政策得到有效制定，将帮助该地区经济实现更强劲的增长和更平等结果和机会。例如，增加获得基本医疗和教育服务的机会，减少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的障碍，这些都有助于促进增长并实现公平目标。
在收入分配问题的分析上，IMF将继续加强对不同方面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其对收入分配影响机制的分析。此外，在国家层面上，关于收入分配的问题也将得到深化，IMF将继续结合国家层面和跨国分析之间的协同作用，充分利用专业人员在相关领域的工作。在开展分析工作的同时，IMF还承诺帮助实现2030年发展议程。作为《发展筹资政策文件》（Financing for Development Policy Paper）中的一部分，IMF承诺深化对包容性增长相关问题（如收入和性别不平等以及金融包容性）的分析，并提高其分析对业务工作的影响。2015年，为了向各国提供支持，IMF成立咨询小组，开发解决分配问题的工具，帮助发展相关的内部专业知识，并加强与外部机构的合作。与此同时，IMF采用试点的方法实施收入不平等的相关工作，目的是提供关于如何有效将分配问题纳入监督方案的工作经验。
1. 中国转向消费主导型增长有助于实现绿色目标
2022年1月22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网发布“中国转向消费主导型增长有助于实现绿色目标”的新闻。新闻中提到“虽然中国的经济从新冠肺炎疫情中强劲反弹，但后续其增长势头有所放缓，同时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这些都将不利于中国向平衡、包容、绿色、可持续的高质量增长过渡。”
2. 外交部非洲司司长吴鹏视频会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非洲部主任塞拉西
2021年5月11日，外交部非洲司司长吴鹏视频会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非洲部主任塞拉西。吴鹏介绍了疫情下中非团结抗疫、共建“一带一路”等成果以及召开中非合作论坛新一届会议的有关设想，表示中非投融资合作务实高效，始终立足非洲发展需要。中方愿同IMF等各方加强合作，共同助力非洲疫后经济复苏和自主发展。
四、中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一）外交关系
中国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始国之一，于1980年恢复合法席位。1972 年重返联合国，为中国重返 IMF 创造了先决条件；1978 年的改革开放，为中国重返IMF提供了必要的条件；1979 年，中美建交，为中国重返IMF扫清了障碍。1980 年 3 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派团来华与中方谈判。1980 年4 月 1 日，中国第一次参加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议，黄华外长就中国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活动事给该组织总裁的信中这样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才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其特别提款权部分中代表中国。中国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始会员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认为当时中国政府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的批准书有效。”
黄华外长于同年4月30日收到总裁雅克·德·拉罗齐埃尔先生的复电，于是又于5月27日的回信中这样写到：“我高兴地收到你4 月23日的来信，确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4月17日给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利坚合众国大使柴泽民关于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就中国代表团权问题所作决议的通知。我期待，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组之间能在相互尊重和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1980年4月17日和5月15日，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执行董事会先后通过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中国的决议，恢复了中国在IMF合法席位。
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所占份额为10.92%。目前，中国已经成为IMF第三大份额国（6.40%），仅次于美国（17.43%）和日本（6.47%）。长期以来，中国同IMF保持良好合作。IMF通过年度磋商、高层访问、技术援助和培训等多种形式，为中国宏观经济管理和结构性改革提出大量有价值的政策建议，并培养专业人才。中国也通过IMF对外宣传宏观经济政策和对国际经济金融体系的看法和改革建议，积极参与国际货币和金融规则制定以及IMF对有关成员国的贷款和援助。2018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与IMF合作成立中国-IMF联合能力建设中心（China-IMF Capacity Development Center，CICDC），为中国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能力培训。自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来，一直积极参与IMF的各项事务，为构建国际秩序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二）IMF与中国相关的工作文件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每年发布的工作文件中有大量与中国相关的文件，本部分将介绍几份近几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相关文件。
1. 中华人民共和国2021年第四条磋商——新闻发布稿；工作人员报告；工作人员声明以及中国执行董事陈述
该文件于2022年1月28日发布，国别报告编号为2022/021。这份文件对中国第四条磋商的情况做出总结：中国的经济复苏进展顺利，但并不平衡，增长势头也有所放缓，这是财政支持撤出的表现。尽管中国的疫苗接种取得了成功，但在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中，中国的消费出现滞后，房地产投资在降低行业杠杆后持续放缓。技术部门加强竞争、消费者隐私和数据治理等监管措施增加了政策的不确定性。随着脱钩压力的增加，中国生产力的增长速度正在下降。关键性结构改革和再平衡停滞，推迟了中国向“高质量”——平衡、包容和绿色的增长的过渡。
2. 中国数字经济：机遇与风险
该文件于2019年1月17日发布，为第19/16号工作文件。本文件对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做出总结：中国的数字经济在最近几年迅速发展。虽然经济的平均数字化程度仍然低于发达经济体，但某些地区和部门的数字化程度已经很高，尤其是电子商务和金融技术领域，以及沿海地区。这种转变促进了生产力的增长，对各部门的就业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展望未来，数字化将继续通过效率提升重塑中国经济，随着中国数字经济体系经济逐渐成熟，潜在增长的下降趋势会有所缓和，但不会逆转。政府应发挥重要作用，最大限度地发挥数字化的好处，同时尽量减少如潜在劳动力中断、隐私侵犯、新兴寡头垄断和金融风险等的相关风险。
3. 中国的高储蓄：驱动因素、前景和政策
这份文件于2018年12月11日发布，为第18/277号工作文件。该文件对中国高储蓄率情况做出总结：中国是世界上国民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中国的高国民储备率是其内外部失衡的核心所在。高储蓄在国内为高额投资提供资金，在国外则容易导致巨大的外部失衡。目前的高额储蓄主要来自私人部门，这是由于独生子女政策所引起的人口变化，以及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期间社会安全网和工作保障的转变，此外，住房改革和收入不平等的加剧也刺激了储蓄的增加。展望未来，人口结构的变化将给储蓄带来下行压力，政府部门还需在加强社会安全网和减少收入不平等方面做出政策努力，以进一步减少储蓄和促进消费。
（三）相关新闻
中国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间的交往密切。本部分将为大家列举几条中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交往的新闻，想获得更多新闻信息，可以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网进行浏览。
IMF执董会结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2021年第四条磋商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董会强调，中国从新冠疫情冲击中的复苏进展顺利，这得益于当局迅速采取的有力政策措施，包括实现了高疫苗接种率。但是，中国经济复苏有所放缓且面临风险，执董会呼吁当局继续采取适当政策支持经济并推动其平衡，以实现向均衡、包容和绿色的高质量增长转型。执董会认为，为保持未来的经济增长，必须再次加快关键实体部门改革，以提高生产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董会强调，中国应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加强公司治理，确保私企与国企之间的市场中性。大多数执董还建议，在推动上述改革的同时，还应取消对国企的隐性担保。同时，执董们认同中国当局关于加强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隐私、完善数据治理重要性的看法。在此背景下，执董们建议以透明、可预见的方式实施监管措施（包括针对技术行业的措施）减少政策不确定性。执董们强调，中国在应对全球挑战的多边努力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包括及时全面落实G20的“债务处置共同框架”，以实现低收入国家的债务可持续；应对气候变化，帮助世界实现绿色复苏；为构建更加开放稳定、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贸易体系作出贡献。
（四）共同行动
中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间的交往十分密切。同时，中国积极履行作为IMF成员国的义务，承担起大国应付的责任，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共同行动，创建更加和谐的世界。
1. 中国支持IMF继续推动份额和治理改革
在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会议上，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在发言中表示，“中国支持建设一个强健、基于份额、资源充足的IMF，维护其在全球金融安全网中的核心作用。份额不仅支持IMF的借贷能力，也影响IMF的代表性、治理与合法性。IMF份额改革应客观反映成员在全球经济中的相对地位，同时增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与代表性。”
2.疫苗援助
2021年11月24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在第五次“1+6”圆桌对话会上提到：“此次‘1+6’圆桌对话会是在新冠疫情肆虐已近一年、全球经济不均衡复苏的背景下召开的。中国经济正持续复苏，但其他经济体还在应对疫情的再次暴发，复苏势头可能正在放缓。近期关于疫苗的新闻让我们看到了永久结束此次危机的希望，但依然存在诸多挑战。”自新冠肺炎疫情以来，中国在疫苗援助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贡献，中方已向巴基斯坦等53个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援助，已经并正在向22个国家出口疫苗。同时，中国支持国内企业同国外合作伙伴开展疫苗联合研发和合作生产，支持有关企业向急需获取疫苗、认可中国疫苗、已授权在本国紧急使用中国疫苗的国家出口疫苗。对于其他国家疫苗企业在华加工产品、供世界各国使用，中国也予以支持和协助。
3. 经济复苏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结束了对中国的第四条款磋商后发表了一份声明。这份声明提出：中国的宏观经济和金融政策为经济复苏提供了支撑；中国推出了金融纾困和财政支持措施，在保护受影响最严重的企业的同时维护了金融稳定；在结构性改革方面，中国持续取得进展，其中，结构性改革将是提升潜在增长、减少外部失衡、建立更具韧性、更为绿色和更加包容经济的关键。金融业继续开放，外商投资负面清单进一步缩减，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额度限制也已取消。劳动力市场改革，如户籍制度改革提高了劳动力流动性。专利法的修订加强了知识产权的保护并促进了创新。
IMF中国部负责人兼亚太部助理主任海格·伯杰尔表示：“中国可以帮助其他国家，尤其是低收入国家克服危机所带来的挑战。希望中国能在多边合作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这将是非常有益的。”
4. 气候保护
2021年4月15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格在中国人民银行与IMF共同举办的绿色金融和气候政策高级线上研讨会上表示，“中国持续推动经济向消费驱动转型，并支持服务业和高科技部门扩张，这将降低经济增长的能源需求和碳密度，从而降低实现气候目标的难度。”
此外，她还指出，“碳定价是目前最有效、性价比最高的减排方法。中国通过征收煤炭税、为能源部门引入全国碳排放交易制度等做法以减少碳排放。同时，在促进绿色金融发展需要国际社会加大对较贫困国家的支持力度方面，中国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参与了G20暂缓最贫困国家债务偿付倡议，而且为IMF控灾减灾信托提供支持。”
五、出版物
（一）世界经济展望
世界经济展望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工作人员所进行的调查，通常每年发布两次。它介绍了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经济学家对近期和中期全球经济发展的分析。各章对世界经济进行了概述和较为详细的分析，同时考虑影响工业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向市场转型的经济体的问题，并提出解决当前紧迫问题的措施。
以下是世界经济展望近期全球经济发展的调查分析报告。
1. 乌克兰战争减缓了经济复苏
乌克兰战争造成的经济损失将导致2022年全球增长显著放缓并加剧通胀。燃料和食品价格迅速上涨，对低收入国家的弱势群体造成的打击最为严重。
全球增长预计将从2021年的6.1%放缓至2022年和2023年的3.6%。到2023年之后，全球增长预计将在中期内下降至3.3%左右。战争引发的不断加大的价格压力导致2022年发达经济体的通胀预测为5.7%，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通胀预测为8.7%，比去年1月的预测高出1.8个和2.8个百分点。所以，应对人道主义危机、防止进一步的经济分裂、维持全球流动性、管理债务困境、应对气候变化和结束新冠肺炎大流行的多边努力至关重要。
2. 新冠肺炎病例增加、经济复苏中断和通货膨胀率上升
进入2022年，全球经济的处境比此前预期的要差。随着新的 Omicron COVID-19 变体的传播，各国重新实施了流动限制。同时，能源价格上涨和供应中断导致通胀比预期更高、范围更广。
全球增长预计将从2021年的5.9% 放缓至2022年的4.4%，而2023 年全球增长预计将放缓至3.8%。预计持续通胀的时间将超过预期，供应链持续中断，能源价格将在2022年持续高企。假设通胀预期保持稳定，随着2022年供需失衡和货币政策的消退，通胀应该会逐渐下降。
面对新冠肺炎大流行，有效的全球卫生战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在全球范围内加强对疫苗的测试对进一步降低COVID-19变体的风险至关重要。这需要更多的供应品的生产，更好的国内交付系统以及更公平的国际分销。许多国家也需要继续收紧其货币政策，以遏制通胀压力，而其财政政策需要优先考虑卫生和社会支出，同时将支持重点放在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合作至关重要。
3. 政策支持与疫苗预计将提振经济活动
近期多支新冠疫苗获准上市，让人们对今年晚些时候疫情出现改善抱有更大希望。但新一轮疫情来袭，加之变异病毒的出现，都给经济前景蒙上阴影。在极大的不确定性下，我们预计全球经济在2021年和2022年将分别增长5.5%和4.2%。与上一次预测相比，我们将2021年全球经济增速的预测值上调了0.3个百分点，这反映了人们对疫苗有望推动经济走强的预期以及几个主要经济体追加政策支持的影响。
今年全球经济预计将实现复苏，但在这之前的2020年，全球经济大幅下滑，对女性、年轻人、贫困群体、非正式就业者以及人员密切接触行业的工作人员造成了严重不利影响。2020年，全球经济估计萎缩3.5%，萎缩幅度较上一次预测收窄了0.9个百分点（这反映了2020年下半年经济增长强于预期）。
在复苏企稳前，各国应确保为经济提供有效的政策支持，重点关注提高潜在产出、确保实现各方广泛参与的普惠经济增长、加快向低碳经济转型等方面。正如2020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指出，如果各国能推出碳价——初始时价格适中，但随后稳步提升——同时加大绿色投资，则既能实现必要的碳排放削减，又能推动经济从疫情衰退中复苏。
为使全球各地的疫情都得到控制，各国也必须开展强有力的多边合作。这包括加大对“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COVAX）的资金支持、让所有国家都能更快获得疫苗，确保疫苗能分配到全球各个角落，以及让所有人都能以可负担的价格获得治疗方法。许多国家（尤其是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在疫情危机前就已负债累累，其债务水平在疫情期间还将进一步上升。国际社会需要继续开展密切合作，确保这些国家能获得充足的国际流动性。当主权债务不可持续时，符合条件的国家应与债权人一道，在二十国集团（G20）“债务处置共同框架”下开展债务重组。
4. 前所未有的危机，不确定的复苏
2020 年全球增长率预计为–4.9%，比 2020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的预测低1.9个百分点。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疫情对2020 年上半年经济活动的负面影响比预期的更为严重，预计复苏将比之前预测的更为缓慢。2021年全球增长率预计为5.4%。总体而言，这将使2021年GDP 比2020年1月COVID-19疫情之前的预测低6.5个百分点。低收入家庭受到的负面影响尤其严重，损害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减少极度贫困方面取得的显著进展。
所有国家（包括病毒感染似乎已经过峰值的国家）应确保医疗卫生体系具备充足的资源。国际社会必须显著增强对国家举措的支持，包括向医疗卫生能力有限的国家提供资金援助，并且随着疫苗试验取得进展，将资金引导投入疫苗生产，从而使所有国家迅速获得数量充足、费用可负担的疫苗。需要实施封锁的国家应继续实施相关经济政策，包括通过大规模、有针对性的措施缓冲家庭收入损失，并向因强制限制经济活动而遭受不利影响的企业提供支持。在经济正在重新开放的国家，随着复苏进程启动，定向支持应逐步取消，并且应通过政策提供刺激，以提升需求，促进和鼓励资源重新分配，从疫情之后规模可能持续缩小的部门转移到其他部门。
强有力的多边合作在多个领域依然至关重要。面对卫生危机和外部融资短缺的国家迫切需要得到流动性支持，包括债务减免以及全球金融安全网的融资。除应对疫情外，政策制定者还必须通过合作化解贸易和技术领域的矛盾，这种矛盾会危及从 COVID-19 危机中的最终复苏。此外，在疫情期间温室气体排放量空前减少的基础上，政策制定者应落实其气候变化缓解承诺，并共同努力加大设计公平的碳税或类似方案力度。全球社会必须现在行动起来，通过加强全球基本用品和防护设施储备，为研究提供资金，为公共卫生体系提供支持，并建立有效机制，向最亟需群体提供救济，以此避免这一灾难重现。
（二）全球金融稳定报告
《全球金融稳定报告》对全球金融体系和市场进行了评估，并在全球范围内解决了新兴市场的融资问题。它侧重于当前的市场状况，主要关注可能对新兴市场借款人的金融稳定和持续市场准入构成风险的系统性问题。该报告列出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中强调的经济失衡的金融后果，同时，包含有关与国际金融稳定相关的结构性或系统性问题的分析章节或文章。该部分接下来将概述部分《全球金融稳定报告》近期出版内容。
1. 2021年4月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
非常规政策措施有助于遏制金融稳定风险和经济的稳定发展。该报告一共分为3章。第1章指出了采取政策行动来避免金融市场脆弱性的迫切性。在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间，一些国家政府采取的经济复苏行动导致出现了估值过高和金融脆弱性上升等问题。另外，对遭受重创的借款人信用质量和盈利能力的担忧可能会影响银行的风险偏好。第2章研究了COVID-19危机之前和期间非金融私营部门的杠杆作用，指出政策制定者在通过宽松金融条件和遏制未来经济下行风险来促进短期增长之间进行权衡。这种权衡可能会受到现有的高杠杆率的影响，从而增加未来经济增长的下行风险。这表明宏观政策的部署以及时机应因国家而异，具体取决于经济的复苏速度、脆弱性以及可用的政策工具。第3章则转向COVID-19危机对商业房地产行业的影响。虽然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在大流行开始时价格出现大幅偏差，但一些经济体现在已经出现了资产高估的迹象，这会增加未来经济增长的下行风险。
2. 2022年4月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
乌克兰战争通过各种渠道考验全球金融体系的弹性，导致金融稳定风险上升。报告一共有3章。第1章着眼于乌克兰战争对金融体系的影响。战争引起的大宗商品价格变化对许多新兴金融市场造成了影响。在中国，由于房地产行业的持续压力和奥密克戎疫情的爆发，金融脆弱性仍然很高。对此，中央银行应果断采取行动，在不危及经济复苏的情况下，抑制通胀。政策制定者也将需要面对战争带来的结构性问题，包括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之间的权衡。
第2章讨论了新兴市场的主权银行关系。在大流行期间，新兴市场银行持有的国内主权债券激增。由于公共债务处于历史高位且主权信用前景恶化，存在可能威胁宏观金融稳定的风险。第3章探讨了金融科技中高风险业务部门的迅速崛起对金融稳定带来的挑战，并提出了针对金融科技公司和现有银行的政策建议。
（三）财政监测报告报告
随着全球金融危机后各国财政支出的增加，作为基金组织监督职责关键部分的财政发展多边监督变得更加重要。为此，财政监测系统于2009年启动，以调查和分析危机所造成的财政影响，从而进行相应的财政预测，并评估使公共财政处于可持续发展状态的政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财政事务部每年编制两次《财政监测报告》。该部分接下来将概述部分《财政监测报告》近期出版内容。
1. 2021年4月版的财政监测报告
报告一共分为两章。第一章概述了各国为应对COVID-19采取的财政行动，并讨论了政府应如何调整政策以应对疫情，并为更绿色、更公平和更持久的经济复苏奠定基础。在全球疫情得到控制之前，财政政策必须保持灵活，同时将债务长期保持在可控水平。为此，政策制定者需要制定可信的中期财政框架。通过完善财政规则或税收改革来实现这一目标。财政政策还应在后疫情时代中实现绿色、数字和包容性的经济转型。
第二章主要讨论了解决不平等问题的财政政策，尤其是在获得基本公共服务方面。为了解决不平等的问题，政府需要制定包括预分配和再分配在内的综合性财政政策。例如，政府可以加大在教育、医疗保健和儿童早期发展的财政支出。这一政策能够为每个人提供公平的机会并使他们加强对政府的信任。这也有利于经济的包容性增长、社会对政府信任的增强和社会凝聚力的建立。
2. 2022年4月版的财政监测报告
虽然COVID-19大流行造成的不确定性正在减弱，但是乌克兰战争使得不确定性持续存在，并对世界各国造成不可忽视的影响。
本报告分为两章。第一章讨论了在乌克兰战争、通货膨胀和利率上升、经济增长放缓以及债务脆弱性增加导致不确定性急剧上升的情况下，财政政策如何运作。为此，财政政策需要足够灵活，能够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调整。第二章阐述了各国现在正面临着确保税收、解决不平等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共同挑战，并提出各国应该通过国际协调减少跨国公司的利润转移和国家之间的税收竞争，解决逃税问题，以及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
六、重大事件
（一）气候融资与金融稳定：一些有待进一步推进的领域
2022年6月1日，IMF金融顾问兼货币与资本市场部主任托比亚斯•阿德里安(Tobias Adrian)在气候融资对话致开幕词，主题为《气候融资与金融稳定：一些有待进一步推进的领域》。他表示，应对气候变化是确保地球健康的关键，在经济上也很有意义。研究表明，气候融资的社会收益远远超过其成本。现在，越来越多的文献提供了有关“碳的社会成本”的定量估计，衡量了碳排放增加引起的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日益增长的危害。目前已有证据表明，减少排放和转向可再生能源将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总体上使社会获得净收益。
然而，能源转型的潜在风险可能会放大金融体系的风险。如果对能源安全与能源转型之间权衡取舍的看法出现快速转变，并且净零转型变得昂贵、复杂和无序，那么能源转型的风险就会出现。俄罗斯是全球重要的石油、天然气、金属出口国，俄乌同为全球重要粮食出口国。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美各国宣布对俄罗斯实施更加严厉的制裁，包括金融制裁和能源制裁等。除了石油和天然气外，俄罗斯在其他全球大宗商品生产中也占有很大份额。市场对供应风险的紧张情绪导致大宗商品的价格猛涨，其中包括铝、铜和镍等用于生产可再生能源的原材料。乌克兰战争对能源的影响也可能改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逐步取消化石燃料补贴的步伐。迟滞或无序的气候转型可能会放大金融体系的风险。因此，IMF的一项优先工作是更加全面地了解气候变化对全球金融体系和金融稳定的影响。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发布的最新报告称，如果要将全球升温限制在2℃或1.5℃，那么2020年至2030年的平均年度投资需达到目前水平的三至六倍，所有部门和地区的减缓气候变化行动投资总额（公共、私人、国内和国际）都需要增加。鉴于全球金融体系的规模，目前有足够的全球资本和流动性来弥补全球投资空缺，当前主要挑战是阻碍资本转向气候行动的一系列因素。
阿德里安列举了需要各国央行和金融监管机构给予更多关注的有关气候融资与金融稳定的七大领域：第一，政策制定者需要气候相关宏观金融政策方面的建议；第二，迫切需要实施结构性改革，以尽量减少气候变化对金融体系的影响；第三，中央银行和金融监管机构必须系统地将气候风险评估纳入金融稳定框架；第四个领域涉及气候相关金融风险的监管；第五个领域涉及中央银行的职能及其资产负债表；第六个领域涉及强化气候信息架构；第七个是需要采取行动的领域如何调动公共和私人资金，同时维持与国家其他经济需求之间的平衡。
他指出未来几年的两大优先事项：首先，在新兴市场建立一个以科学为基础的、有针对性的、协调一致的气候信息机制，这应该是新兴经济体发展可持续金融市场的先决条件。其次，新兴经济体取消数据限制是发展可持续金融市场的政策重点。所有的倡议都蓄势待发，而且一些国家恰逢实施倡议的良好时机。现在行动起来，能更好地确保在未来几年为新兴市场的可持续金融奠定更坚实的基础。
（二）央行数字货币及中国的案例
数字货币和数字技术能够带来金融体系的重大变革，并使公众深受其益。其中的一些好处包括促进普惠金融，给经济带来新的附加值，降低包括跨境交易在内的各种交易成本等。中国在电子人民币方面的经验和试点项目，可以为数字金融环境快速变化的其他国家提供有益的经验。
2022年7月8日，IMF亚太部主任克里希纳•斯里尼瓦桑（Krishna Srinivasan）在数字货币和数字技术同行学习系列活动之“央行数字货币及中国的案例”开幕致词。在该致辞中，克里希纳表明IMF已经制定了一项富有雄心的议程，旨在了解金融科技和数字资产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此外，克里希纳介绍了IMF亚太部的发展目标，并公布了针对36个亚洲经济体在央行数字货币方面调查的四项主要发现，以及对私人数字资产研究的发现。
与其他创新一样，这一领域面临的挑战是寻找一种恰当的平衡：既要促进创新，又要维护稳定并保护消费者和投资者。本活动详细讨论了央行数字货币，同时也强调在加密资产方面的重要发现。例如，近期某大型算法稳定币与支持资产脱钩，引发了加密资产市场的崩溃；而某些从事数字资产银行业务及交易的、杠杆过高的金融机构倒闭，更使加密资产市场的形势雪上加霜——这些事件突显了监管不力导致的风险。随着数字资产规模的增长，若缺乏适当的监管，该行业的系统性风险将增加。
在亚太地区，很多人将数字金融视为一个机遇，认为其能为经济增长与创新带来新的动力。随着私人和公共部门数字资产的兴起，亚太地区的一些国家正处于这一领域的最前沿。亚太地区的新型加密资产及相关产品服务快速发展，许多国家的加密资产交易量都达到了世界前列。政策制定者正积极监测数字金融行业的风险，其中，许多业务仍游离于监管之外，但预计它们将会产生广泛的影响。此次活动重点介绍中国在央行数字货币和数字人民币方面的经验，给亚太地区各国为发展数字金融提供监管指引的经验。
关于该议程，IMF亚太部的目标是：密切跟踪快速发展的领域，为成员国提供建议，并与成员国和主要利益相关方开展更密切的合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亚太地区将与IMF货币与资本市场部合作，努力为小型国家、低收入国家以及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提供及时的政策建议和能力建设援助。
在央行数字货币方面，今年对36个亚洲经济体进行了一项调查，以了解各国在央行数字货币研究中采取了哪些措施，以及加密资产在其中扮演何种角色。其中主要有四项发现：
1. 亚太地区正处于央行数字货币探索的最前沿，各方对其兴趣持续上升。虽然尚未有亚洲国家正式启动央行数字货币，但中国和印度——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是近期这一领域的领跑者。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新加坡等其他经济体在央行数字货币领域的进展也相对领先，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也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2. 各方对央行数字货币感兴趣的背后，存在着若干原因：高收入国家希望提高支付体系的效率和安全性，新兴市场经济体则希望促进普惠金融和金融稳定。还有部分国家只是单纯不想落后于本地区的其他国家或私人部门。
3. 各国关于采用或探索央行数字货币的决定，与其经济中加密资产使用的迅速增加和监管领域的尝试密切相关。例如，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越南，个人在侨汇和投资中更多使用了加密货币，这使政策制定者开始研究技术创新带来的切实好处，包括降低成本和改进支付体系。
4. 虽然各方对央行数字货币都抱有浓厚的兴趣，但实际上，很少有国家有望在短期或中期内发行央行数字货币。该地区的大多数国家都表现出了兴趣，从初步的研发工作到推出试点项目进度不一。
此次活动就私人数字资产也开展了几项研究，包括对各国采用加密资产的驱动因素和政策措施的影响开展的实证分析。研究发现：
1. 在数字技术渗透率较高、侨汇规模较大、宏观经济基本面较薄弱（如存在高通胀）的国家，加密资产的接受度较高。非正式经济规模、腐败情况、资本管控程度也与较高的加密资产接受度存在正相关的关系，这凸显了妥善监测加密资产业务和完善相关法规的重要性。
2. 加密资产市场推动了美元化，美元稳定币在加密资产市场中对当地货币起到了挤出效应。在通胀较高、汇率不稳的国家，上述影响更为明显。研究显示，受到监管且由本币支持的私人部门稳定币是零售央行数字货币的一种替代品。
3. 加密资产禁令会在短期内减少加密资产业务。但由于此类禁令在执行中存在难度，即使相关法规十分严格，其影响也会逐步减弱。同样有趣的是，当局宣布发行央行数字货币的计划，同样会抑制加密资产业务。
展望未来，IMF正从事若干分析工作，主要进展如下：
1. 针对太平洋岛国开展相关分析工作，研究数字货币（包括央行数字货币）的前景，同时建立框架帮助这些国家评估采用数字货币的成本收益以及潜在政策影响。
2. 计划开展一系列技术性更强的央行数字货币研究，为能力建设工作提供支持。这包括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央行数字货币基础设施和可选设计方案。同时这也包括了一个框架，用于决定是否以及如何采用央行数字货币，以及其对货币政策和跨境传导的影响。
鉴于上述问题对IMF以及各成员国都很重要，目前将与当局定期讨论数字化问题。尤其将重点关注部分国家的数字货币问题——这包括该领域的前沿国家（如部分太平洋岛国；同时，也将继续密切关注中国的进展），以及那些可能采用央行数字货币和近期可能遇到其他数字金融问题的国家。
（三）全球粮食安全危机
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世界银行集团行长大卫•马尔帕斯、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干事大卫•比斯利和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恩戈齐•奥孔乔-伊韦阿拉发表联合声明，呼吁采取紧急行动应对全球粮食安全危机。
新冠疫情、国际供应链扰动和乌克兰战争严重扰乱了相互关联的粮食、燃料和化肥市场。根据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数据，截至2022年6月，在82个国家中面临严重粮食安全问题的人口数量增加到3.45亿。这些人短期内在获得粮食方面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其生活和生计都岌岌可危。更为雪上加霜的是，约25个国家针对粮食价格上涨采取了出口限制措施，影响了全球超过8%的粮食贸易。 此外，使得粮食供给问题的应对更加复杂的是，化肥价格在过去12个月里翻了一番，这反映出天然气等投入成本创历史新高。全球粮食库存在过去十年中稳步增加，现在需要释放库存以压低价格，而所有这些都发生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即政府的财政空间已经受到严重限制之时。从中长期来看，气候变化正对许多国家的农业生产率造成结构性影响。
为避免“可持续发展目标”再次受挫，未来需要在四个关键领域采取短期及长期行动：
（1）立即向弱势群体提供支持。 一个重点是由各国迅速强化针对弱势家庭的社会保障体系，并确保世界粮食计划署拥有足够资源为最需要的人们提供帮助。各方应支持世界粮食计划署的行动，例如，世贸组织成员国最近达成协议，承诺不对世界粮食计划署采购的人道主义粮食实行出口限制。除非精准施策，否则能源和粮食补贴既成本高昂，又效率低下。作为替代，应该开展只惠及最弱势群体的现金转移支付。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可逐步扩大至覆盖更多人群。最好的社会保障体系往往针对性强并具有高效的参保、交付和支付系统，其通常还能充分发挥科技的作用。
（2）促进粮食贸易和国际粮食供给。在短期内，根据世贸组织规则酌情释放粮食库存，寻找将目前被困在乌克兰境内的粮食和化肥运输出境的外交方案，将有助于解决粮食供给保障难和价格贵的问题。正如世贸组织《关于紧急应对粮食安全问题的部长宣言》所述，促进粮食贸易、改善全球粮食和农业市场（包括谷物、化肥和其他农业生产投入）的运作和抗风险能力是关键所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告诉我们，实施全球贸易限制会直接导致粮食价格上涨。取消出口限制，采用更灵活的检查和许可程序，有助于最大限度减少供给扰动并降低价格。各方应向世贸组织发出通知来提高透明度，并改进对贸易措施的监测工作。
（3）扩大粮食生产。各方应采取措施鼓励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农民和渔民扩大粮食的可持续生产，同时通过完善供应链将他们与世界80亿消费者联系起来。这需要为私人部门的市场主要参与者提供负担得起的化肥、种子和其他投入品，也需要为有竞争力的生产商提供周转资金。展望未来，由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银行集团和其他国际组织推广最佳实践，是通过快速掌握土壤情况、推广农技服务和采用精细农业技术来提高肥料使用效率的关键。这将为生产者提供必要的专门知识，这对于维持生产水平和促进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至关重要。
（4）对气候韧性农业开展投资。各方应对有气候韧性的农业产能开展投资，并为适应气候变化、小型农场、粮食体系和气候智能技术提供支持，这些对于发展具有韧性的气候智能农业至关重要，能够确保未来数年的稳定农业生产。完善食品安全规范和标准制定以及价值链基础设施（存储设施、冷却设施、银行基础设施和保险基础设施）对于提高粮食可得性和减少不平等也很重要。
以往的经验表明，各方应为受粮食涨价和短缺影响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满足其迫切需要，防止它们偏离其长期发展目标。尤为重要的是，对于面临重大国际收支问题的最脆弱国家，应确保其有能力支付上涨的粮食进口额，尽量减少社会动荡的风险。开发性金融应为客户提供内顾性政策（如出口禁令或全方位的化肥进口补贴）之外的可行替代政策。实现双赢的优秀案例包括：对可扩展的安全网开展投资，以及对气候韧性的农业和可持续渔业、水产养殖业开展投资。
各国应强化社会保障体系，促进粮食贸易，扩大粮食生产，并对气候韧性农业开展投资。应以各国国情为基础识别和明确它们的具体需求，并以此调动多边开发银行投资，统筹考虑短期、中期和长期的各种机遇。IMF和各成员国将共同努力，通过七国集团主席国和世界银行集团共同召集成立的“全球粮食安全联盟”支持这一进程，监测价格上涨的驱动因素和影响，帮助确保向有需要的国家提供投资、融资、数据和最佳实践的知识。
（四）韧性与可持续性信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克里斯塔利娜 • 格奥尔基耶娃（Kristalina Georgieva）于2022年10月12日发表声明：IMF新设立的“韧性与可持续性信托（RST）”已投入运营。格奥尔基耶娃说：“今天我已知会IMF执董会，在目前资金募集工作的基础上，RST已准备好开始提供贷款。我们兑现了先前的承诺。为此，我非常感谢我们的成员国能在空前的挑战下团结一致。”
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世界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冲击，例如新冠疫情、俄乌冲突、通胀攀升以及气候灾难等。作为IMF第一个提供可负担长期融资的工具，RST旨在支持各国加强应对结构性挑战（如气候变化和大流行病）的韧性，以帮助其维持长期经济和金融稳定，同时带动其他公共和私人融资。
格奥尔基耶娃表示，在成员国的大力支持下，IMF实现了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IMFC）和二十国集团（G20）制定的富有雄心的目标，即在2022年IMF/世界银行年会期间将RST投入运营。这意味着执董会可以开始批准成员国申请韧性与可持续性贷款（RSF）。
IMF执董会于2022年4月批准设立RST，作为IMF贷款工具箱中除普通资金账户（GRA）和减贫与增长信托（PRGT）之外的第三支柱，其将提供20年期限和10.5年宽限期的融资，并将为符合条件的中等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提供支持——这些国家约占IMF成员国的四分之三。RST将把资源从经济实力更强的国家转借给最需要的国家，从而增加去年实施的6500亿美元SDR分配的影响。
格奥尔基耶娃在声明中表示，非常感谢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德国、日本和西班牙，这六个国家提供了总计153亿SDR（200亿美元）的首轮资金。首轮RST资源仅略高于当前13国向RST承诺的290亿SDR（370亿美元）资金总额的一半，预计当有关国家完成国内程序后，它们将在2023年初落实更多承诺资金，以确保RST拥有较强的头寸，能够在未来几年内满足RSF安排的需求。随着时间推移，预计还会有更多国家承诺出资，IMF也将继续努力筹集资金，扩大捐助方的范围，以确保RST拥有充足资源。
目前各方对RST融资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IMF已在各类国家的气候政策行动中就此展开了深入讨论。IMF正在最初阶段积累使用这一新工具的经验，而相关案例的经验将在未来使更多符合条件的国家受益。IMF还在为RST贷款支持大流行病防范政策奠定基础，并在这一过程中与其他国际机构开展良好合作。
IMF今日上午公布了最新一期《财政监测报告》。该报告指出，大多数国家政府的公共财政本已因新冠疫情承压，现在又面临进一步的压力。通胀上升、货币贬值和利率上行已经导致许多国家的信用利差激增，未来的利息支出也有所增加。
自2020年的历史高点回落以来，2022年的全球公共债务率仍将维持在GDP91%的高位，较新冠疫情前的水平高出约7.5个百分点。低收入国家尤其脆弱，近60%的最贫困经济体很可能或已经陷入债务困境。报告强调，各国政府需要逐步增强抵御一系列不利冲击的韧性。各国自身特有的自然灾害和其他不利事件，加之新冠疫情和全球金融危机，均表明各国政府必须未雨绸缪，逐步建立财政缓冲，最终能让政策制定者迅速而灵活地应对危机。
（五）中国经济正在复苏，但仍需改革
总体而言，中国推动经济复苏将需要货币和财政支持，以及加速结构性改革。
去年，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和随之而来的限制措施抑制了各种经济活动的开展。而随着经济的重新开放，以及经济活动和流动性的恢复，今年的中国经济将会回暖，并进一步提振全球经济。
根据最新预测，中国今年的经济将增长5.2%，而去年的经济增长率为3%。并且，从预估数据来看，中国经济今年将贡献全球经济增长的三分之一，这对中国和世界来说都是好消息。
即便如此，中国仍然面临着严峻的经济挑战。首先，当前或未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经济中断超过预期，病毒的演变仍存在一些不确定性；其次，房地产市场的萎缩仍然是一个主要的不利因素，该行业的放缓高于预期。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的阻力还包括人口减少和生产率增长放缓。综合来看，中国的经济复苏依然有停滞的可能性。
因此，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给中国的年度报告中指出的，经济需要全面的宏观经济政策和结构性改革，以确保经济复苏，促进平衡、绿色和包容性的增长。
此外，建议中国今年保持稳健型的财政政策，因为在通胀压力减弱和增长低于其预估的情况下，额外的宽松型货币政策有利于帮助经济复苏。同时，之前陷入困境的房地产开发商的有序重组也将有助于降低经济风险。
随着劳动力的减少和资本投资回报的下降，未来几年的经济增长将由不断下降的生产率是否实现增长而决定。如果不进行改革，预计未来五年的经济增长率将降至4%以下。
一套雄心勃勃但可行的改革可以改善这些前景。重要的是，需要提高家庭消费在民生需求中发挥的作用。 同时，应该逐步提高退休年龄以增加劳动力供应、加强失业和医疗保险福利、改革国有企业以缩小与私营企业的生产力差距等改革，这些措施都将有助于未来几年的经济增长，有望使中国的收入水平在五年内增长约2.5%。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的工作人员分析，当中国的增长率上升1个百分点时，其他国家的增长率就增长了约0.3个百分点。这凸显出国内改革将如何提振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