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人简介：王之佳，曾任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国际合作司司长、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区域合作司副司长、联合国副秘书长兼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特别顾问等职务。现任中国联合国协会理事、中国青少年研究会国际青年研究国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工作委员会理事委员、同济大学顾问教授、浙江大学学生国际化能力培养基地校外特聘导师、南京大学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工作特别顾问、中国人民大学国际组织学院特聘顾问等。
采访人导言：在访谈正式开始前，王之佳老师特别谈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的名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在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老师以这样的信念勉励今天的青年，而他自己的人生经历又何尝不是对此信念的坚守典范。本次访谈既有回顾任职联合国环境署峥嵘岁月时的娓娓道来，更有反思当前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的谆谆教诲；既是对于中国参与全球环境治理角色转变的真知灼见，更是对于同学们投身这一伟大事业中的恳切期待。王之佳老师说自己是“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我们的启发就从这点点“翠微”开始。
一、从科尔沁草原到联合国环境署
知青岁月：“做好眼前事”
二度求学：有意识地补足短板
陈：在《却顾往来径》一文中，您说自己是“一个从内蒙古科尔沁草原光着脚走出来的知青”。年轻时的经历对于您后来的职业生涯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王：前几天，也就是4月28号，是我下乡53周年的日子。1969年4月28日，从天津火车站出发的知青专列，载着我们这群年仅17岁的同学们，前往内蒙古科尔沁草原，我们自此开启了漫漫的蹉跎岁月，也开始阅读社会这本“大书”。
在那个浩劫的年代，各家的情况都并不富A裕，而我则是靠着如饥似渴地阅读一本本的好书，度过了那些年的日夜。刚去到内蒙古的时候，我们都是连中学都没毕业的学生，每天的任务就是和当地农民一起种地。但回想起那时，我们并没有愁眉苦脸，大家都是乐观向上面对生活。
那时候，联合国对于一个科尔沁草原的农民来说，犹如星星遥不可及。但是星星虽然遥不可及，却可以为仰望星星的人们指引方向。我知道，现在我很难解释清楚自己究竟是怎么赶着大草原的牛车，一路进到了联合国的小汽车里。诚然，牛车比汽车慢，但我认为慢有慢的好处。慢一点才能走得稳当踏实，不会错过沿途的风景，一步一个脚印向前，在途中能够有空思考，也能够回顾所来径。
陈：从南开大学英语专业毕业后，是什么驱使您赴武汉大学继续攻读国际环境法硕士？对于全球环境治理的关注是否从那时便开始了？
王：我是从1976年开始接触环保相关的事业，这一路其实还有点曲折。
一般来说，大学学到的知识就是打个基础，工作后还会有一个再学习、提高和适应的过程。作为工农兵学员，我的基础更加薄弱，到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之后，很快接触到了大量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英文资料和文件，其中许多环保专业的词汇，我不仅英文的意思看不懂，就是连中文的概念也搞不清楚。不过那时候我还很年轻，愿意努力，所以就起早贪黑开始学习环保业务知识，拿个本子天天记。更幸运的是那时认识了一位北大的老师，主动为我办了一张北大化学系的听课证，于是我刚参加工作不久，就去北大旁听了半年的化学系课程，同时背环保领域的英文词汇。
“全球治理”应该始于1972年在瑞典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它是全球环境治理的第一个里程碑。如果说提高人们的环境意识是全球环境治理的原动力。那么环境立法就是全球环境治理的基础和根本。我个人开始出席联合国会议是1978年，参加公约和议定书的会议和谈判则要晚一些。
每次会后我都会总结和思考，然后意识到全球环境治理在逐渐走上建立政策和法律的轨道，标志性的事件是1985年4月在维也纳缔结的《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根据工作需要，我逐渐认识到自己最紧迫需要弥补的短板就是法律知识。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也意识到咱们国家的法律并不健全，甚至遇到无法可依的情况。所以当时的方法就是借鉴外国的相关法律，根据中国国情进行一定的调整，于是我有幸参与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翻译的书《外国环境保护法规选编》，这也是我作为译者之一出的第一本书，于1979年2月正式出版。
在翻译的过程中，我觉得自己所学的知识有些碎片化，不够系统，不能有效地适应多边公约的谈判。所以，时隔多年之后我又重返大学，在武汉大学师从韩德培老先生，系统地学习了有关法律，特别是国际环境法的知识。
90年代在几个多边的环境公约的政府间谈判会上，我也曾经被选为大会报告员或者是大会副主席。1998年我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又再次签署了《关于在国际贸易中对某些危险化学品和农药采用事先知情同意程序的鹿特丹公约》的最后文件。
二、中国与全球环境治理：作为环境署中国籍职员的视角
初到环境署：使命与愿景
斯德哥尔摩会议50年：中国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的角色转变
陈：回想2003年初到环境署，作为当时总部唯一的中国籍职员，您对自己在环境署工作的愿景是什么呢？
王：就我个人来说，为世界环境与发展事业服务、构架与中国合作的桥梁，这是我的初心。为全球环境保护提供领导、促进伙伴关系的建立，激励各国政府及其人民，向他们提供信息、提高其能力，以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而不危及后代人的利益，这是环境署的使命。应该说我的使命和环境署的使命是一致的。
我初到联合国的时候，总部就我一位中国籍职员。我遇到事儿都没人能商量，因为同事大家都很忙，而且不认识你，不会跟你商量。所以我有时很孤单，同时这与咱们大国的地位是不相称的。但既然进来了，就要站得住、干得好、有影响。这怎么办呢？要接地气。
环境署过去主要是政策层面的工作比较多，落地项目方面做得比较少。所以在我上任之后就与同事合作提出“有影响力的发展方案”，比如中国、联合国、非洲三方合作，推动南南合作。有个“一河一湖一沙漠”项目，“一河”就是尼罗河，“一湖”就是坦噶尼喀湖（Lake Tanganyika）,“一沙漠”就是撒哈拉沙漠，在推这个项目的过程中，我努力促使这个团队更有凝聚力更高效。中非联合国三方合作会议是我在环境署站住脚之后开始的第一个项目。头两年，一直在摸索、准备、积累，终于找到了抓手，启程为联合国做事。
我们在联合国这几年，和国内的企业家有过几次合作，请他们到环境署总部来跟我们一块儿去互动。他们提出问题，或者我们提出我们的想法，来促使他们对可持续发展有更深刻的了解、并落实到他们的企业去。比如说万科，万科的住宅产业化和仿生学基本上就是访问联合国之后的收获，实现住宅更加绿色、更加优化。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陈：下面一个问题其实更是您的专业领域了。您在联合国工作多年，对中国与全球环境治理有丰富的经验与见解。距离您出版《中国环境外交》和《对话与合作》至今已将近二十年，在此期间，您认为中国参与全球环境治理所发生的最主要变迁是什么？目前最核心的问题又是什么？
王：最近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开发计划署在北京开了个会，纪念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50周年。时间真快，已有半个世纪了。我是1976年到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工作的，有幸见证了建设美丽中国的曲折经历。前面提到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是全球环境治理的第一个里程碑。在“只有一个地球”的呼声中，环境问题一跃而列世界议题的榜首，国际社会迎来了人类环境保护的新纪元。斯德哥尔摩会议的意义在于，它是中国重返联合国后参加联合国会议的开端，让中国人走出国门看世界，开始认识到自身存在的环境问题，开启了中国人民环境觉醒的伟大征程。
回顾这个全球环境保护50年，我们可以看到国际社会对全球环境治理的认识、转变、还有提高。通过“只有一个地球”和《人类环境宣言》，各国人民理性地认识到，环境危机已经出现了。人类与自然环境唇齿相依，环境与发展不可分割。但是国际社会明确认识到，改变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要以公平的原则及“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去商讨解决。国际社会在不断的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各项议程，生态文明和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等理念和战略政策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
在发展实践中，各国相继从污染的被动末端治理，转向社会生产全过程的控制，不断推进绿色经济创新和经济结构转型，全面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今后，随着国际气候治理进程和“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的实施，国际社会将面临一场深刻的、广泛的技术革命、能源革命、生产革命和消费革命。生态文明的新时代即将来临。
回到你的问题，那么在人类环境保护历程中，最主要的变迁是什么呢？是中国从一个被动接受者、主动参与者到重要引领者的转变。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离不开中国。地球环境极其多样的生态系统，是咱们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石。只有一个地球，它的呼唤和初心仍然需要世界各国人民来牢记。目前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呢？是以联合国宪章为准则，维护联合国权威、维护自二战后建立的世界秩序。否则不就天下大乱了吗？还奢谈什么治理？
目前，在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锐减、环境污染这三大全球环境危机面前，咱们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需要继续本着可持续发展和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基本理念，本着“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公平原则，本着不同国家平等互利、不同文化相互包容的国际准则，以绿色发展促技术创新、促产业转型、促公平发展，同舟共济，努力构建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这历史的重任，就落在了当代有志青年的肩上。
三、国际组织人才培养
谈谈青年学生研究气候变化议题的局限性：知识、格局与话语权
国际职员职业发展路径的四类参考
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的四方面重点
陈：正如您所说，随着气候变化议题的广泛传播，越来越多的中国青年也投入到这项重要的全球挑战应对之中。据您在各高校活动中与同学们的交流接触经验看来，大家对此议题的关切中可能存在的局限性是什么？应该如何弥补这种局限？
王：我一直在想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实际上我每次（在活动中）听完同学们的发言之后吧，觉得同学们真的付出很多努力了，但总觉得还是差那么一点点。究竟是差在什么地方呢？今天你们的采访既然很婉转地问到了“局限性”，我就有机会来谈谈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比如关于气候变化的问题。在气候变化问题谈判的过程当中，大家都知道“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个原则，但如何阐述这个原则？举例子说，我们在揭示美国气候问题方面的一步一步的说法和表现方面做的就不够。谁做的够呢？瑞典那个女孩（指瑞典青年活动人士格蕾塔·通贝里），她在国际上的说辞就得到很多国家的同情，她说“你们不应该那样发展和生活，这样会杀死地球的”。好像大家一听，很多人都听进去了。但中国人听完之后又感到生气，却又说不出什么来，或者说我们说出来的东西总是不如她的影响这么大。我们在这方面的局限是，在维护和解释自己的权益方面还有发展的空间。
还有，对于展示欧美国家不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模式，我们做的还不够。比如说，目前的环境和气候问题，是怎么形成历史积累的？美国人说，我们过去不知道我们生产会有这种问题，不知者不罪，这事好像就翻篇儿了。那提现在呢？比如说人均的问题，人人生而平等，计算排放量是不是也应该按人均来计算呢？这点他们又有另外的说法。所以，瑞典女孩总说“你不应该那样发展”，瑞典有位叫汉森（指瑞典隆德大学拉斯·汉森教授）的学者都看不下去了。他说，不能总指责发展中国家，而应该说“我们不应该那样发展和生活”。
实际上这里就涉及到一个话语权问题，怎么能够发展自己的话语，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你们注意到联合国秘书长去年在格拉斯哥气候大会（指COP26）是怎么说的吗？“中美朝着正确方向迈出了一步。”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并没有提及中国为了这一步要付出艰苦卓越的努力。中国和美国在减排问题上付出的努力、做出的牺牲能一样吗？！差别在哪？没人知道，也没人关注，而更多人关注的是美国媒体的报道。所以，话语权是个大问题。
此外，还有扩大信息量和见识的问题。我参加过关于气候变化的模拟联合国大会，大家通常都是选择代表各国家立场，进行技术上的讨论。但与此同时，我们是不是要考虑提高和扩大我们的见识？具体地讲，你可以关注其他国家代表和专家在国际会议上的发言，注意学习思考，关注他们的逻辑是怎么来的、为什么大家能够听得进去、能够有影响，这需要日积月累的跟踪有关信息。扩充自己的眼界，增长自己的见识，琢磨为什么有的人发言就能打动人，要动动脑子。这是书本上不一定有的，因为写一本书过程很长，另外写书人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接受本次采访，我是怀着很大的期望的，期望在不久的将来，咱们中国的年轻人、中国的官员，在联合国大会上也能大展风采。
陈：现在进入联合国工作的同学，很多都是从实习生做起。您的经历比较特别，当年是在国内积累丰富工作经验后，直接赴环境署从事D1级别的工作。基于您个人的体会，对有志于赴国际组织工作的同学们的职业发展路径规划有何建议？
王：对同学们职业发展路径规划，我的职业生涯不可复制。目前为止，网上申请做实习生，做UNV（联合国志愿者），参加YPP考试，这都是途径。我个人认为有些例子可以参考。
第一类，联合国不少职员或高官是本国外交部或各个部委公务员。政府的推送对于个人的职业生涯是个优势，竞聘更易成功。
第二类，徐浩良的例子，他现在是联合国助理秘书长。他起初从实习生做起，实习结束后有人给他提供了一个签临时合同的艰苦岗位，他没有退缩，毅然从纽约奔赴中亚某国，在干旱沙漠地工作磨练，一步一步地走到了现在的位置。
第三类，我身边的例子，全球环境基金司的司长，伊朗裔美国籍。我问他，您之前没在联合国工作，是怎么拿到这个高级职位的？他说，他多年来一直在做consultant（顾问），对于联合国那些中期战略、两年的工作大纲和年度计划都谙熟于心，正因如此，联合国愿意雇用他。所以在他做了顾问那么多年后，申请联合国高级职位时，就直接申请到了司长的岗位。这里我想建议同学们，如果今后拿到临时的consultant这种offer的话，一定要抓住机会，即使条件不是十分理想，也不要放弃。从基础一点点做起，如果你做得好，就会得到大家的认可，总能越做越多的。
第四类，实习。我刚去环境署的时候，我的工作之一就是负责招聘实习生，所以我比较了解联合国招聘实习生看重哪些内容。第一点，基本是名校。第二点，看你的社会经验，看你是否做了公益或者环保事业，这方面基本会占1/3，所以很重要。
所以同学们申请的时候，一定要留意记录平常自己做的那些公益事业，联合国招聘要的是干货。
进了联合国组织实习，我建议咱们中国实习生留意三件事。第一，中国人别扎堆，多去适应多元文化环境。第二，交些好朋友、真朋友，networking。第三，实习就三个月到半年，你要完全拿起联合国工作是很难的，但是你至少要搞清这个机构的设置和机制的运行。
陈：就现阶段国内高校的国际组织人才培养模式来看，对于国际组织运作机制、国际政治理论、国际谈判等宏观层面的训练似乎明显多于实操技能（如国际组织文书撰写、项目策划、活动对接与协调等）的训练。而在真正进入国际组织体系工作或实习之前，同学们似乎并没有太多进行实操技能锻炼的资源。针对这种情况，您是否有训练方法的推荐呢？
王：目前来看，在大学开课或训练营当中，我建议组织者应该安排些项目，重点集中在下面的四个方面：
第一方面，联合国系统规范性工作。得让大家知道联合国系统的组织主要从事哪些规范性的工作。比如说宣言、声明，各类发展援助机构合作项目的编制、实施，联合国自身的机构发展和运行的管理等。但是我们的训练营，主要是介绍联合国系统的规范性工作，支持规范和标准的制定、支持将这些规范和标准纳入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的法规、政策和发展，支持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方执行国际规范、标准的法规、政策和发展计划。这些就请一些有实际经验的老师给同学们讲，我认为讲两到四课时应该是差不多了，让大家有一个了解。
第二方面，国际组织公文类别和写作。首先应该让大家就知道联合国的公文大致有哪些类别、怎么编号。第二，联合国的公文写作有什么基本要求。第三，国际会议成果文件的起草。
第三方面，国际组织项目运作的程序和方法。包括项目类别和周期，项目的识别基本程序，项目准备，项目的评估与谈判，项目执行阶段的工作重点，项目实施的进度与效果，监测评价等。
第四方面是国际会议的组织和实施。这个国际会议它到底有哪些类别，组织的管理是什么，会议的议程文件，行程，会议主席的产生和会议主持词，最后就是这个会怎么筹备和实施的全过程。（训练营）把这些东西的来龙去脉指导完之后，今后如果有机会参加国际会议，基本上它大致的套路都熟悉。
总的来说，我个人认为“实践出真知”，在学校期间就是能打一个基础。在具体训练方法方面，我没有太多的建议。同学们主要得搞清大致套路，就不会迷失方向。具体一步步怎么走，最好在实践中历练。
四、小结
陈：感谢老师为我们提供了这么多非常有价值的信息和见解。最后简要问问您，是否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呢？
王：我想就谈三点看法和体会吧。第一是对求职联合国的看法。国际化人才除了去国际组织，实际上包括从事外交、外贸、对外合作交流，到一带一路国家等涉外部门，还有到跨国公司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就业等等。第二就是应届毕业生不能直接胜任联合国职位的要求，这是大家基本公认的。第三，在校生可以申请去联合国实习，有专长的毕业生可以申请做联合国志愿者，可以参加国际公务员的年度考试，也可访问联合国求职网站，申请适宜的空缺位置。申请中高级职位，需要政府推介。
我想跟大家再重复一遍，很多意义上是存在两个联合国的。一个成员国，另一个是秘书处，这两个要区分开。作为政府官员、外交官，增加中国的话语权是他们的职责。到联合国任职，是去贡献中国的智慧，增加联合国的多样性。
另谈三点体会。首先是家国情怀。人没有祖国，什么也不是。行走在地球村上，我深有体会。对外交往当中，你虽不是中国政府代表，但你的一言一行却代表着中国形象。
第三，阅读经典，这点我特别强调。联合国我们有读书会，说读万卷书，过一万个人生，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中外的经典名著，要留意文化结构的差异。中国人，比如说没有在国外留过学的人，为什么到国际组织任职那么难？我个人观察，我们年轻的求职者，知识结构问题不大，可能是文化结构的差异。
文化结构是什么意思？钱穆老先生把文化结构分成三个层次，物质的、社会的和精神的。这三个层次对应的文化结构，中国的跟西方的不大一样，所以人们刚开始见面互相交谈还好，第二次、第三次就没有很多话要讲了。所以我们要多读一些中外经典名著，慢慢体会它的差异是什么。
联合国同事们很重视中国传统文化，但我发现，咱们同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知道的程度要少于他们应该知道的程度。中国人首先应对自己的文化给予足够的重视，我希望同学们有时间能够看看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论语》《道德经》这些经典。
陈：确实是这样，这是我们格外要引起重视的。好的，再次感谢老师抽出时间，收获真的非常大。那么我们的访谈就到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