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David A. Lake,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政治学教授；Lisa L. Martin，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政治学教授；Thomas Risse，柏林自由大学政治学教授。

编辑：张晨旭（立学术”栏目编译员，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国际组织与国际交流专业22级硕士生）

审校：胡锦（“立学术”栏目编译员，浙江大学心理与行为科学专业20级本科生） 陈桂琼（立学术”栏目编译员，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国际组织与国际交流专业21级硕士生）

来源： David A. Lake, Lisa L. Martin, Thomas Risse, Challenges to the liberal order: Reflections 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ume 75, Issue 2, March 2021, Pages: 225-257, https://doi.org/10.1017/S0020818320000636

【期刊简介】

《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是国际政治领域的权威期刊，主要关注外交政策、国际关系、国际与比较政治经济学、安全政策、环境争端与解决、欧洲一体化、联盟模式与战争、谈判与冲突解决、经济发展与调整、国际资本流动等问题的研究。该期刊成立于1947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代表国际组织基金会出版，是一份经过同行评议的季刊，2021年其影响因子为5.754。

【文章导读】

在国际组织期刊75周年之际，本刊作者长期关注及分析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以下简称LIO) 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本文研究了三个问题：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彼此构建及LIO面临的挑战是什么；LIO内部的政治和经济动态如何挑战其核心利益；以及外部挑战如何与这些内部挑战相互作用，使LIO显现出前所未有的脆弱性。本文首先定义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三个组成要素，即“自由”（liberal）、“国际”（international）和“秩序”（orderly），并从来源和动因的角度分析了LIO面临的核心挑战。结论提出，国际组织期刊赞助的LIO研究有时会忽视或边缘化对秩序本身的运作及功能障碍至关重要的动因，未来的研究者需注意从中吸取教训。

【内容概览】

一、自由主义国际秩序（LIO）

LIO创建于二战之后，被理解为一个“开放且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它“根植在联合国等机构和多边主义规范”中，促进了1945年后北美、西欧和日本之间前所未有的合作，在西方国家广受赞誉。在框架核心内，“民主和平”（democratic peace）早已盛行，其核心成员已形成一个多元化的安全社区，从而推动了它们应对安全威胁的集体行动。

此外，合作扩展到国际贸易和资本自由化。受益于劳动分工的大幅扩大，构成LIO核心的国家享有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和生活水平，美国和西欧的实际人均收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爆炸式增长。经济自由主义逐步扩展到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其他国家，使更多人摆脱了绝对贫困。LIO帮助巩固了前法西斯或军国主义轴心国家的民主，并促进了民主在全球的传播；建立了一个全球人权制度，大大改善了许多国家的人权实践。然而，LIO的成员没有很好地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新冠肺炎疫情，实际收入增长在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也参差不齐。但总体而言，LIO促进了许多人生活质量的提高。

当然这种定义也反映了西方政策精英们对LIO的理想化看法，他们倾向于以不同的方式将自身利益与人类整体利益等同起来（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利益是基于普世价值观的）。

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组成要素

尽管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它仍然颇具争议。对LIO的常见描述诸如 “美国领导的”、“开放的”和“基于规则的”等，但这些形容并不足以概括该秩序。LIO是一个动态的秩序，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表现出不同的特征。从历史角度看，1950年代与2010年代的LIO有不同的特征。我们可以将LIO视为包含次级秩序的组织化秩序，主要是按照具体主题或区域划分。虽然整个国际社会普遍接受LIO的一些特征，但其他部分只被有限的国家和行为者所认同。因此，本文专注于自1945年以来长期存在的LIO组成要素，并且在理论上对所有愿意接受普适性（universal）规则的国家开放。

（1） 秩序（Order）

本文所关注的LIO是一种社会秩序，它可以是自发的或基于规则的。代理人的不协调行动会带来自发的社会秩序，而他们也可以有意地构建和执行管理社会秩序的规则。规则（rules）、规范（norms）和决策程序（decision-making procedures）是LIO的特征，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的协调行动维持了LIO。

（2） 国际（International）

理解LIO的组成要素“国际”需要厘清LIO与国际关系中通常所说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间的关系。自二战以来，威斯特伐利亚和LIO相互构建、共同进化，但也有所不同。一方面，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与LIO拥有共同的原则，如国家自决、和平解决争端和不干涉内政等；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和LIO都源于殖民和帝国关系，两者的原则与其国家实践有时是相悖乃至对立的。对共同原则的认可是秩序“国际性”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LIO有其独立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原则，如尊重人权或保护自由主义价值观的集体侵犯权利。

（3） 自由（Liberal）

从哲学和规范的核心来说，自由意味着相信个人普遍平等，并将自由以及个人和集体自决作为人类的最高愿望。代议制民主和法治保障个人自由，同时为了集体利益对其施加一定的限制。随着时间的推移，保护个人自由的权利不断扩大。康德指出，“自由”的秩序包含以所有人平等为前提的制度结构，旨在让个人自由蓬勃发展。此后，“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国家退出对经济的监管）、“嵌入式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等概念丰富了自由的涵义。本文区分了LIO的主要流派，即政治自由主义、经济自由主义和自由国际主义。

政治自由主义：LIO植根于普适国际体系中弱国和强国的法治。例如，国家的主权平等最终是基于人类平等的概念。政治自由主义要求保护个人的人权和个人国内层面的民主政治参与。独裁政权和政治自由主义相互对峙。

经济自由主义：在经济领域，LIO至少有两种不同的形式。一种反映了典型的19世纪自由主义政策，包括国家内部的市场资本主义规则、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国际资本流动和外国直接投资的国民待遇。批评者将当前的经济自由主义视为“超全球化”（hyper-globalization），认为其危险地背叛了二战后LIO构建者的意图。第二种形式将19世纪的自由主义概念与20世纪将市场嵌入社会契约的概念结合起来。最初由布雷顿森林体系构建的经济自由主义是一种 “嵌入式自由主义”，在倡导商品和服务跨国自由流动的同时，该体系的缔造者也明白，这种流动可能具有高度破坏性，如果要维持秩序，就需要降低社会风险。因此，能够抵消经济开放带来的负面影响的稳健福利国家成为嵌入式自由主义的核心要素。

自由国际主义：LIO组成部分之一的国际机构建立在有原则的多边主义上。多边主义代表了“一种制度形式，它在‘普遍化’的行为原则的基础上协调三个及更多国家之间的关系，即，为一类行动规定适当行为的原则，而不考虑各方的特殊利益或任何特定事件中可能存在的战略紧急情况。”多边主义的目的是追求长期稳定和经济利益，因此国家愿意将权力让给盟友和国际机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中的最惠国条款就是此类普遍原则的例证，《联合国宪章》中体现的集体安全原则也是如此。LIO还包含对全球治理的集体承诺，即为实现全球共同利益而努力的愿望。在集体安全层面，自由国际主义也带来了各种军备控制制度，和核不扩散制度、禁止地雷条约体系等多边制度。

三、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面临的挑战

虽然许多学者都关注LIO的排他性所带来的挑战，但研究发现，LIO更具包容性的尝试也带来了严峻挑战。

（1） 内部挑战

LIO的一部分挑战来自于自由主义本身的性质，并促成了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在该秩序的核心成员国中的重现。本文将来自LIO内部的挑战大致分为三种。

首先，自由主义，尤其是其新自由主义的形式，加剧了经济全球化的不平等。例如·，自由贸易和经济开放的福利和政治影响因2008-2010年的金融危机而加剧，突出表现在社区层面。此外，人才的不平等回报放大了全球化的负面影响，扩大了收入的不平等，而这正是民粹主义的主要推动力。经济自由主义以这些方式内在地支持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运动和对全球化的反击，尽管这些关系和过程是微妙的。此外，自由主义也在挑战其自身的政治基础，自由主义可能会因其自身的政治开放性被颠覆。同时，作为自由主义核心的言论自由原则在开放的互联网架构中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实施，这使得部分国家有能力通过实施虚假信息战术来破坏其他国家的政治基础，这些谣言与虚假信息也在破坏自由主义。在启蒙运动中产生的基于理性的真理概念是自由主义的基础。然而，政治自由主义也为那些以信仰和情感为诉求来挑战真理概念的人们提供了渠道。

其次，自由主义自身的部分框架是自相矛盾的。自由主义要构建自己，就必须在某些方面不自由，这反过来使得它们对民众的需求不太敏感。自由贸易政策意味着政府不得不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排除来自保护主义团体的压力。随着自由贸易的制度化，其反对者被排除在外。另一方面，为了建立自由国际主义，超国家组织，特别是欧盟，越来越与公众隔绝，且更加侵入性与技术官僚化，因而招致公众不满和民族主义者的反击。基于此论点，De Vries等探讨了国际机构如何催动国家内部对LIO的反抗，并认为民众对更大政治话语权的要求，往往成为反自由政策的一把利剑。由此可见，自由主义内部以一种极其矛盾的方式包含了对其自身构成威胁的动因。

最后，自由主义在其经济和政治形式上挑战着民族认同的概念。Simmons和Goemans进一步辨析了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和LIO的区别，指出前者的核心领土主权规范和后者的核心普遍主义规范之间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冲突。当前的民族主义和恢复主权的呼声与自由主义的价值观背道而驰。Búzás将国际关系学的历史描述为捍卫种族等级制度的传统主义者与倡导“多元文化主义”的自由主义变革者间的持续斗争。这个贯穿其他问题的核心分歧，分别激发了传统主义者和变革主义者对LIO的反对，前者认为对平等的要求过度地替代了白人家长制，后者认为多元文化主义所取得的成就还远远不够。

这些挑战使LIO的核心国家内部对LIO的反对日益增强，2010年以来，具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专制主义的政党和运动正在LIO核心的西方国家内部崛起，也影响到在西方世界中心地带以外的印度、巴西等非西方国家。在整个发达国家范围内，面对正在重塑国家和国际政治的民粹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浪潮，国际商业相对脆弱，它所依赖的全球供应链在面对新冠疫情时也显示出自己的脆弱性。在此背景下，高社会福利国家也出现了民族主义的激增。

（2） 外部挑战

LIO也受到来自外部的挑战。Mansfield和Rudra借用了Ruggie嵌入式自由主义的概念，指出技术发展的提速，特别是全球生产链的日益分散，使得部分 LIO机构无法实现其社会目的，即尽可能减少或减缓经济迁移。与此同时，尽管人们可能会把气候变化与自由主义所强调的自由市场联系起来，但气候变化是对全球人类的威胁，自由主义无法承担全部责任。Colgan，Green和Hale聚焦于公司和利益团体所持有的资产，这些公司和利益团体会因旨在减缓气候变化的政策而蒙受损失。

21世纪，中国在全球经济、政治、军事及科技等方面势力稳步增长，成为一个全球大国，特别是中国经济在过去四十年里取得了一些惊人的成就。自1979年以来，中国的GDP年均增长率达到了令人瞩目的9.5%。许多学者认为中国的成功是因为接受并融入了LIO，也有部分西方学者深受意识形态分歧的影响，带着“有色眼镜”看中国，认为中国是对LIO的核心外部挑战，这无疑是对中国的无端攻击，并让LIO的开放性饱受质疑。

四、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适应能力

尽管存在挑战，LIO也具备强大的适应能力。首先，LIO所产生的利益持续支持其基本架构。LIO在减少国际冲突和全球贫困方面取得的显著成功，促进了维持这一秩序的广泛共识。如前所述，LIO促进了前所未有的国际合作。因此，这种合作的受益者希望继续维持LIO，也愿意通过谈判来应对变化的环境。

其次，LIO在当前的国际格局中通过规则构建创造了既得利益，特别是在经济方面，利益相关者将采取行动维护这些规则。中美贸易战和新冠疫情下的经济下行表明，通过全球价值链的分解，国际经济相互依存。跨国公司全球范围内的投资使得利益相关者希望维持国际开放。此外，特朗普政府退出关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和切断与世卫组织联系的行为在全球范围内被完全孤立。

再次，LIO已经在各种国际组织的条约实践中被制度化，这些制度具有持续的力量。短期内，国际机构可以作为“减震器”来缓冲经济大衰退等事件的负面影响。

最后，LIO已经在OECD国家甚至是更大范围内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国际合法性和公众的支持。随着时间的推移，LIO塑造规范的能力，尤其是对西方基本政治价值观的构建，将得到加强。

五、结论

本文对LIO面临的挑战的分析重新开启了关于美国作为LIO的核心利益相关者和领导者对该秩序的意义的辩论。Tourinho破灭了美国在战后LIO建设中的领袖形象，并证明中等国家，特别是拉丁美洲国家，在威斯特伐利亚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制定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简而言之，他表明“这并不全是美国的事”，LIO的建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而美国在LIO中没有那么重要，因此，未来美国霸权的可能终结并不一定意味着LIO的结束。

在来自LIO核心成员内部、其他崛起的国家、非国家暴力行动者以及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力量的多重挑战下，LIO的未来走向尚未可知。它或许能凭借各种利益相关者而在冲击中幸存下来；也可能逐渐消失，并引起以主权为核心的威斯特伐利亚秩序的复兴；抑或转变为一个新的国际秩序，保留部分原则（经济自由主义，有原则的多边主义），并对一些原则加以调整（法治，人权，民主）。希望本文所揭露的盲点能够推动兼具规范性和分析性的研究议程的发展。

【译者评述】

本文作者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这一概念进行了较为清晰的界定，并从自由、国际和秩序三个要素对其进行深入剖析。在国际形势大转移、世界格局大调整的背景下，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屡显疲态，受到内部和外部的多重挑战，笔者从动因和来源的角度将其娓娓道来，并认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仍然具备一定的适应和自身调节能力。

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社会信息化迅速发展、政治多极化日益明显的趋势下，基于西方价值体系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不断在解决现实问题、应对共同挑战时暴露出治理赤字，而居于LIO框架中心的西方国家内部也屡屡违反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口号与准则。西方政策精英所谓的“普适性”价值体系是否能上升到全世界、全人类？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当前国际环境更需要全局性、共生性和包容性的要素，因此，超越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观、培育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一国际价值共识，有利于国际秩序朝着更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促进全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与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