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Sarah von Billerbeck，英国雷丁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联合国的维和、和平建设与战后重建，国际组织（尤其是联合国）以及合法性问题。

编辑：吴雨馨（“立学术”栏目编译员，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国际组织与国际交流专业22级硕士生）

审校：陈桂琼（“立学术”栏目编译员，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国际组织与国际交流专业21级硕士生）

来源：Sarah von Billerbeck, Talk from the Top: Leadership and Self-legitimation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ume 24, Issue 3, September 2022, viac022, https://doi.org/10.1093/isr/viac022

【期刊简介】

《国际研究评论》（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是国际研究协会（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ISA）的学术季刊，为全球国际研究的当前趋势的研究提供了窗口。该期刊旨在帮助学者们参与对话和讨论，塑造未来的国际研究领域；帮助研究生和本科生了解国际研究中的主要问题，并确定有前景的研究机会；为教育工作者提供新的想法和研究。《国际研究评论》期刊的文章主要形式包括分析论文（analytical essays）、新书评论（reviews of books）和论坛（forums）等。根据Journal Citation Reports的结果显示，该期刊2021年的影响因子为4.342。

【文章导读】

本文以国际组织中领导者的自我合法化为研究视角，探讨了三个研究问题：（1）领导者如何利用其较高的社会地位和所拥有的话语资源（access to discursive resources）进行自我合法化；（2）领导者如何通过引入叙述（narratives）和自我指涉的话语（self-referential language）来构建内部合法性；（3）领导者主导的自我合法化有何潜在风险。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的案例表明，在面临运营上（operational）和制度上的矛盾时，国际组织的领导者会利用现有话语甚者引入新话语来创造团结性，展现与组织价值观和使命的一致性，以此向员工重申其工作的合法性、正当性。同时，领导者的自我合法化也可能带来无常（impermanence）、虚伪（hypocrisy）和停滞（stasis）等潜在风险。文章为国际组织合法性的研究增添了内部审视的新颖视角，也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内容概览】

一、国际组织的自我合法化

当行为体或其行为与一套公认的社会建构的规范和原则相一致时，合法性随之存在。然而，在向外投射合法性之前，行为体必须先相信自己是正确的：它需要认为自己具有持久且稳定的身份或者有用的、且规范良好的角色。这种身份认同也存在于国际组织之中。组织将采取行动有意识地维持其核心、显著的特征，以向其员工重申一个与组织相互连接的明确身份。这种组织认同使员工感到与组织价值观相一致，从而起到激励作用，增强员工的工作效率。反之，员工的认同感和效率都将降低。

（一）合法性和分散的身份

大多国际组织在功能和结构上都具有多层次和复杂性。功能上，国际组织在承担多项任务的同时，还发挥规范性作用。结构上，国际组织虽然是由国家建立和拥有的实体，在全球层面履行某项特定职能，但同时也是自主的行为体。功能和结构的特性使国际组织时常面临着身份的冲突，难以维持其所追求的连贯性和一致性。身份的分裂和模糊性最终将导致员工的认同感和安全感减弱，从而使得合法性降低。员工因此转向自我合法化，通过重新确立具有凝聚力的身份来调和矛盾。这种自我合法化主要通过话语（discourse）发生，包括使用言语和叙述来构建和重申一个具有凝聚力的、正当的组织身份。

（二）国际组织自我合法化主张的内容

国际组织自我合法化的话语诉诸价值观和最广泛层面的首要目标。对国际组织来说，自我合法化的话语要将他们的首要目标和使命描绘为道德正确且无可指责的，然后被频繁提及，从而不断强化。一般而言，自我合法化话语是关于组织创始的故事，在面临不确定的复杂环境时，领导者通过援引国际组织的历史来“回归”组织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目标，以此产生自我合法性。此外，由于国际组织时常面临成员国的狭隘利益与国际组织价值观、使命相违背的困境，员工也反复通过话语来强调自身国际公务员身份的中立性、公正性和客观性，以忽略其日常面临的困境。

二、领导者作为自我合法化者：机遇与挑战

在国际组织员工通过自我合法化建立身份的过程中，领导者在身份塑造上发挥着核心作用。国际组织的领导者同时承担着对内和对外的职能，在进行内部管理的同时，又被期待着激励、团结员工，展现、保护和延续组织的价值观。

（一）国际组织内的社会地位

领导者因其在国际组织内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而扮演重要的自我合法化角色。这种社会地位首先来自其工作职位赋予的专属权利，其次来自道德权威。国际组织的领导者往往被视为国际组织原则和价值观的象征，同时领导者的气质和个人人格也提高了他们的社会地位。

（二）资源的渠道

在拥有社会地位的同时，领导者同时也拥有物质、信息和传播等自我合法化所必需的资源。由于自我合法化是通过话语发生的，高级官员通常更容易接触到这些要素，因此也更有能力创建、替换或修改这些语言。他们同样也拥有更多的传播资源，如召开会议以及使用通信系统快速、经常性地接触到所有员工和工作小组等。地位与资源的结合使领导者在创造自我合法化的话语中拥有独特的能力，通过发起、修改或者强调某些叙述、引入语言或短语，并以其他员工都无法做到的方式扩散到整个组织。

（三）创造共同的意义和语言

领导者产生自我合法化的权力还与他们赋予话语意义的独特能力有关。领导者通过使用“熟悉的故事、目标和实践”证明对“价值观和态度”的坚守，以此主张身份，强调或重申组织的合法性，并与组织身份的核心要素保持一致。通过这种做法，领导者在国际组织内构建了一种社会现实，创造了意义和身份的凝聚力，并实现了对合法性的自我认知，消除或至少在话语上（discursively）解决了矛盾和身份的割裂。

（四）自我合法化风险：无常、虚伪和停滞

领导者的自我合法化并非没有风险。首先，自我合法性的确立需要重复叙述，由于国际组织领导者的任期并非永久，因此领导层变更后既无法保证叙述是否能继续被频繁地重复，也无法确保这些叙述是否会被扭曲或取代。其次，由于自我合法化的话语通常诉诸宏大的、价值观层面的道德术语，而领导者的行事有时会是务实的、狭隘的、精于算计的，他们的言行不一意味着员工可能认为是虚伪的。最后，领导者可能会发起叙述，并引入语言用以重复、维持它们，而这样的重复可能会挤压新的话语空间，最终遏制实际工作中的创新性和创造力。

三、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的案例分析

（一）金墉和世界银行的双重目标

世界银行的任务从成立之初的发放贷款以资助遭受二战破坏的国家进行重建，转向后来的更加广泛地发展并帮助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脱贫。不断扩大的任务使该组织的身份变得复杂模糊，甚至可能出现其行为与目标的相互冲突的情况。世界银行的员工也逐渐难以清晰意识其使命与工作的合法性。2012年，金墉（Jim Yong Kim）上任世界银行行长后重新制定了世界银行的总目标，提出消除贫困和促进共荣繁荣的“双重目标”，将世界银行与崇高的道德追求联系起来，在不改变世界银行实际工作的同时在员工间建立了凝聚力，正面解决了这一难题。同时，金墉在任期内不断重复双重目标的话语，将其深深嵌入世界银行内部，使继任者难以做出修改，只有继续强化世界银行的自我合法性。然而，这一成功的案例与金墉任期内大量引入的低层次话语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类话语过于程序化，并且与世界银行的总体使命、价值观以及员工的专业性和独立性并没有密切联系。这种话语的大量引入导致世界银行的员工们在保持其行为与话语的一致性时，忽略了创造性的思考，产生了相反的效果。

（二）潘基文与联合国的领导力对话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Ban Ki-moon）同样通过建立叙述的方式创造了强大、稳定的身份，以建立内部合法性。2013年，潘基文发起了领导力对话（leadership dialogue），以“国际公务员意味着什么”为主题，并试图“提醒员工他们承诺遵守的标准”，以这种方式直接承认了国际组织员工所面临着相互冲突的压力。他通过呼吁联合国最高级别的原则和价值观，向他们灌输国际公务员这一独特的共同身份以及随之而来的道德义务，既“回归”联合国的创始历史，又使其与当代背景相关联，提供了超越运营困境和新挑战的连贯的身份。然而，由于潘基文在其任期仅剩三年时才提出，他并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话语巩固。在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上任后，潘基文所引入的话语也随之被减少使用。此外，由于员工也察觉到潘基文的行为与其所提倡的价值观之间存在差距，缺少了行动支持的言语也由此显现出虚伪性。

（三）潘基文与人权至上倡议

潘基文在2013年提出了第二项倡议——人权至上（Human Rights Up Front，HRuF），旨在将联合国系统内促进人权的问题主流化。他运用了广泛且崇高的语言，尤其是《联合国宪章》的话语，向员工强调人权在联合国的中心地位，促进人权的内在合法性。通过对现有话语的重新包装，潘基文明确了联合国使命与联合国起源的延续，并提升了人权相关议题和话语的合法性。人权至上将话语集中在捍卫人权的道义责任上，避免了联合国捍卫人权与对成员国主权和内政事务不干涉这一承诺的冲突，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联合国的困境，使其员工认为他们的工作是合乎逻辑且连贯可行的。但这一话语同样是在潘基文离任前三年才被引入，只剩下很短的时间去重复和强化。同时，由于联合国未能预防海地爆发的霍乱与缅甸的罗兴亚危机，这类话语也被指责虚伪。

四、总结与新的研究议程

在面临运营上和制度上的矛盾时，国际组织的领导者因其独特的地位以及掌握的话语资源，通过引入或重新引入特定的语言赋予员工“共享的文化资源”，使他们能够接受这些叙述并在组织中重复它们，从而开启内部合法性信念的自我强化循环。然而，这种自我合法化也存在无常、虚伪和停滞的潜在风险。由于自我合法化发生在国际组织的所有层面，并且外部因素也会对此产生一定影响，所以，对合法性的界定、自我合法化探究、参与自我合法化的其他行为体以及内外部的合法化的相互作用等众多问题都将成为国际组织合法性问题未来的研究方向。

【译者评述】

本篇文章融合了国际关系、社会学、管理学和组织研究的学科知识，开发了解释领导者在国际组织中作为自我合法化者这一特定角色，如何利用话语完成组织合法性塑造实践的框架，并分析了这种实践的潜在风险。国际组织对外部受众的合法性建立关乎国际组织的公信力，而对内的合法性的建立能够通过激励国际组织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从而提高国际组织的政策倡导力、执行力，以及生存和发展起到重要作用。文章以领导人的角度剖析国际组织对内合法性问题，既是学术上崭新的视角，对面临着全球治理赤字的众多国际组织而言，亦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作为国际组织的掌舵人，领导者在注重组织外部形象的同时，也要巧妙利用领导者这一地位以及本身所具备的话语资源，塑造良好的组织内部形象以增强凝聚力，提高本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